银行上市：终点还是起点？

　　丁玉萍

　　中国银行业产权机制、治理结构依靠内力无法有效扭转，于是选择了上市，让机构投资者、公众持股人来监督银行的经营行为。这为中国银行业创造了一个外部驱动型的变革模式。

　　迄今为止，我国共有16家A股上市银行，上交所14家，深交所2家；其中有8家为A+H两地上市，另有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单独在H股上市。

　　相比全国281 家商业银行，这16家上市行数量不算多，但资产规模及利润的行业占比却有绝对市场优势，同时也是资本市场的风向标。

　　中国银行业的上市史，可谓政府之手全力推动的成果。若没有这只手，改革步伐必将延迟，银行错失发展良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赖小民11月15日于香港表示，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这10年的时间，中央政府为了整顿银行业用了3.4万亿的资金。

　　“2008年，美国提出用7800亿美元救市，中国动用4万亿来救市，这些举措，中国在10年前就开始做了，才使得中国的银行业在07年这场更大的金融危机到来时，能够独善其身。”赖小民说。

　　上市解决四大问题

　　银监会11月17日披露最新数据，截至2011 年三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总资产余额达83.3 万亿元（本外币合计）。前三季度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817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138 亿元，同比增长35.4%。

　　记者统计，到三季度末，16家A股上市银行总资产为71.336万亿元，占全部商业银行总资产比重达85.60%。前三季度共实现净利润6920.54亿元，利润占比约84.67%。其中有13家银行净利润增速超过30%。

　　11月17日，广东省金融学院副院长陆磊对记者表示，上市至少为中国银行业解决了四个问题。其一，核心资本与附属资本的持续补充渠道；其二，通过上市更多向国际规则靠拢，中国的金融机构甚至比一些外资机构更具备世界性通用规则的特征；其三，公众持股人的进入，使得银行更关注盈利性目标，更有效率，以迎合外部股东的要求；第四，银行机构得以参与市场上更加激烈的竞争，而不是以往划地为营的经营方式。

　　上市没有让中国银行业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法人治理难题。“上市并未、也无法解决商业银行控股权与所有权之间的矛盾和背离。这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陆磊表示。

　　法人治理难靠上市改善

　　上市作为资本运作的一种方式，最初发端于企业业务扩张和自身资本不足的矛盾，而对于中国银行业，更重要的是承担了管理体制变革的重要使命。

　　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曾评价，国有银行的上市，建立了市场化的资本金补充机制，规范了信息披露，加强了对高级管理层的履职约束，资本市场对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促进和监督作用明显增强。

　　然而上市之后国有股权仍一股独大，商业银行原有的管理模式是否能得到本质的改变？

　　陆磊认为，我国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使得内部人控制问题得到了部分解决。但是，外部人控制未得到彻底解决，比如行政干预。

　　“所以股份制改造仅仅只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它只是解决了我们以往改革的部分问题，有效激励、盈利能力低下等，但并没有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陆磊说，“比如说国家和政府当局一方面是监管者，另一方面还是所有者，如何在这两个身份之间平衡？”

　　记者统计，到2011年中期，中央汇金持有中国银行67.55%的股份，持有建设银行57.09%的股份，持有工商银行35.43%的股份，持有农业银行40.03%，持有光大银行48.37%的股权；另外，财政部持有工行股份35.33%，持有农行39.21%，持有交通银行26.52%。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冯科认为，上市完成以后，这些大型的、系统性的商业银行仍然存在很多执行政策目标的现象，比如融资侧重国企、大项目，侧重“铁公基”，未来可能导致金融风险的扩大。“行政干预，使得商业银行无法通过市场手段来控制风险或者消化风险。”

　　近年银行资本扩张的速度非常快，但绩效的提升速度与之并不匹配。“银行市场化的水平、服务水平、运营能力的提升非常有限，投诉率甚至在上升。”冯科指出。

　　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国有控股还是非国有性质。即便是在美国这样发达的资本市场，也无法解决商业银行控股权与所有权之间的矛盾和背离。“关键是控制权。”陆磊认为。

　　他表示，如何在一个法人内部形成相对比较正确和有效的激励，来促使经营层能够按照“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兼得的多元化目标，制定最恰当的战略和策略，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中国商业银行改革上市是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走，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变革却在朝着与之相反的方向。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西方政府发现有必要强化政府职能在金融体系中的控制作用，因放松管制也会遇到问题。

　　这是因为，全世界都在面临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难题。

　　“由于上市，规模进一步扩大，有更多的资产可以扩张，一旦资产扩张到更高的水平，就不能破产，因会造成系统性风险。现在我们所有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都是不能破产的，一旦出问题，国家一定会救。所以法人治理不是上市能解决的。”陆磊分析。

　　终极目标

　　16家上市银行身后，还有大量中小商业银行排着队，急切地盼望叩开资本市场的大门。而这背后的动力是，商业银行过度依赖于外延式发展，比如信贷依赖、利差依赖、规模依赖、融资圈钱依赖。

　　“银行上市圈钱的目的多于改善绩效的目的。”冯科表示。

　　那么“上市”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什么？陆磊认为，答案是通过上市形成外部股东对于机构的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三性之间的平衡和压力。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郭田勇指出，我国国有银行从改制到上市的过程，更多发生的是“物理”层面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首要的，但银行本身的法人治理水平等“化学”层面的变化还相对较小。

　　“因此，上市远非意味着银行改革的成功，而只能说改革初见成效，或者说只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中国银行业和金融体系更艰难、更深层次的改革仅是刚刚开始。”郭田勇表示。

　　商业银行下一次治理机制变革的突破口还需要解决银行以外的问题。“银行只是在某种外部环境下最优化自己的操作方式。”陆磊称，忽略了外部金融生态的改变，银行改革只能是空中楼阁。

　　陆磊认为，银行业外部环境的改善包括四个方面。首先，进一步完善银行业监管体系，解决多头监管带来的监管空白问题。“监管空白导致很多机会主义行为，迫使它们承担不必要的风险，比如现在的表外业务。”

　　其次，理顺所有者基本目标，形成正确的激励。包括国有股东、机构股东，应该在“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上形成平衡合力。

　　再者，强调竞争性，鼓励发展更多的中小金融机构，只有竞争才能形成正确的压力。

　　最后，改变整个社会看待金融的传统观念。金融业不仅仅是融资工具，而应该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外部的干预应进一步下降。

　　“不能把金融仅仅当成融资工具。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对待金融的态度应该更加理性和务实，不要过于急功近利。我们的政策如果急功近利，金融业一定会急功近利。”陆磊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