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改革红利：未完待续

　　

　　 本报记者 李芃 上海报道

　　 美国CFAW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郭姝旻没有想到，今年7月带着项目回国考察，短短三天就让她初步定下在江苏省吴江市投资的意向。

　　 “简直就是拎包入驻。”郭姝旻对当地政府从厂房提供、代租住房，乃至协调子女入学等一条龙服务感到既惊讶，又满意。

　　 上世纪90年代的开放型经济热潮中，先发地区政府的亲商富商之举也曾传颂一时。然而较之当时一方主政官员的亲力亲为，而今相关部门的常规化制度化服务，更彰显出政府角色的悄然转换。

　　 WTO的23个协议，492页纸，除了两个条款提到企业外，其余均是对政府行为的规范。中国选择加入WTO，需要把国内规则对接上国际惯例，这样一种深刻的变革又只能由政府推动，并首当其冲。

　　 “政府自身的改革要做减法，同时要培育出‘民间势力’。”上海社科院外国投资研究中心主任李小钢研究员认为，这是未来十年政府必须面对的课题。

　　 打破“审批经济”

　　 “他们说一个月之内就能办齐所有的手续。”去国多年，郭姝旻没有想到国内政府的效率如此之高。

　　 回首十年，WTO所要求的放开准入、公平交易，使得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为政府适应全新规则的第一个突破口。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仅国务院70个有审批权力的部门就有审批项目2854项，其中只有11.8％是依据国家法律设定的，依据部门文件乃至部门内设司（局）文件设定的审批事项则占到了36.8％。省级政府行政审批项目多则2000多项，少则1000多项。不仅审批事项多、范围广，而且环节多、不规范，极易滋生权力腐败。

　　 国家统计局披露，仅中央一级的清理工作就发现，需要制定、修订或者废止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有1150余件。

　　 省、市一级也在行动。“我们那时候通宵达旦地干，清理不符合有关国际规范的政府文件。”一位曾在上海市政府WTO事务办公室任职的官员说。

　　 按照政府对WTO的有关承诺，包括民营资本和外商投资在内的社会资本，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原先国有资本一统天下的行业，从传统制造业延伸到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领域。

　　 经济活动主体的多元化，直接要求政府站到一个更为中立的立场上，给予各方一视同仁的待遇。这种必然的视角转换，推动着政府的进步。

　　 李小钢说，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外经贸部的撤销。2003年全国“两会”批准撤销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同时组建商务部，结束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内、外贸管理长期割裂的局面。

　　 “这代表政府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原来的分类专管到给予国民待遇。”李小钢说。

　　 要打破原来“内外有别”的差别意识并非易事。湖南省初组建商务厅时，100多名工作人员中只有9名是以前搞内贸的。商务厅成立之后第一年的全国“两会”，委托省内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提6点建议中，有5点都是关于外贸的。

　　 职能转变

　　 江苏省社科院一位长期研究区域经济的专家指出，上世纪90年代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历程，使大家认识到优惠政策只是投资环境的一部分，政府的优质服务才更具有竞争力。我国加入WTO之后，国际惯例的“倒逼”机制加速了政府职能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型。

　　 在引资发展的早期，江苏省昆山市对投资商的全时段、全方位服务曾被奉为经典，市领导的手机24小时开放，每个人都有专门联系的企业。“就连外商喝醉酒，打个电话也能被送回家。”前述江苏省社科院专家说。

　　 对郭姝旻们来说，也许与主政官员的直接沟通已不那么方便，但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了10年打造法治政府的目标，推动了各地向法治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制度化转型。

　　 2005年6月上海浦东首获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把这场革命推到新的高度。根据上海市发改委、浦东新区政府报送国家发改委的《上海浦东综合改革试验区框架方案》，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内容第一项就是“探索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体制和机制”。

　　 “浦东每万人行政编制数仅为4.8人，而上海全市均值将近8人。”浦东新区发改委综合处的人士介绍，提高政府效能既是原因又是结果。

　　 但这只是第一步。面对复杂的治理现实，政府履职的专业化面临更高的要求。

　　 “组建商务部是一个起点。”在刚刚加入WTO之后的一场业内讨论中，武汉中百集团董事长汪爱群认为，商务部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美国商务部，老是帮助美国企业到国外打官司，我们的商务部也面临如何率领我们的企业到国际上去竞争的问题。如何把我们的产品推出去？遇到国际贸易争端时，它怎么带领我们、指导我们、引导我们把官司打赢？现在为什么老是遇到反倾销问题？”

　　 再比如围绕出口退税率屡次调整的争论，其实首先是认识之争。2004年出口退税率下调之前，一种观点认为在当时出口高速增长的背景下调低出口退税率，比较容易承受其影响；另一种观点认为出口退税是为了避免双重征税，以符合国际惯例——否则意味着政策取向是歧视出口。如果下调出口退税率，必然导致有些产品退出国际市场，而退出后再想进去成本更高，可能也进不去了。

　　 “我们当然希望企业受的影响越小越好，但政策也不可能放弃长远的考量。”绍兴县外经贸局官员说，那时候为了给企业分析利害，自己每天回家都要学习。

　　 探寻政府边界

　　 令郭姝旻心动的，还有吴江大力度的人才引进计划——别的不说，985、211等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只要落户，一次性就业资助金博士5万元，硕士3万元，本科生2万元；另可根据个人情况申请各种薪酬补贴、安家补贴或购房资助。

　　 “以后项目做大了，后续人才也不用发愁。”搞科研出身的郭对此尤为满意。

　　 在先发的长三角地区，通过引进人才带动产业创新、推动经济转型已成为普遍思路。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几乎不计成本的人才大战。江苏省常州市分管科技的副市长王成斌曾在一次人才引进大会间隙对本报记者表示，周边地区给的政策一个比一个优惠，除了大部分做事心切的海归，难免有“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套取政府资金的投机者。

　　 “‘招才引智’如果只是优惠政策的比拼，就有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王成斌说。

　　 李小钢对此的分析是，加入WTO十年以来，改革的边际效应均呈递减之势，因此各种优惠政策又逐渐回来了。“优惠政策的背后就是‘政府之手’。”李小钢说，现在尤其要警惕政府越界，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

　　 李小钢在多地的调研发现，正如上一轮引资热潮中的土地大批租，眼下地方政府又开始推出眼花缭乱的产业扶持政策。这种人为的干预极有可能改变产业原有的发展周期，甚至使一些本来很有前景的产业早熟早衰。

　　 光伏产业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目前全国有30多个光伏产业园区，但“大干快上”之下，产能迅速提升却带来价格的暴跌。知情人士透露，被认定为中国光伏产业示范基地的江苏省金坛光伏产业园，开园仅三年能支撑下去的企业已寥寥无几。

　　 李小钢指出，“政府之手”的危害性还在于，它把规则变成了潜规则，把有规律的东西变成了没有规律。现在部分外资企业也学会了“入乡随俗”，变得投机取巧，这种对市场经济的伤害远甚于影响单个产业的发展。

　　 可以佐证的是，江苏某县级市政府官员曾告诉记者，在江苏的一些国家生态市，排污系统也只在有人检查时才开放，这些苏南发达地区引进的外资企业也都不例外。

　　 李小钢认为，下一步把改革继续推向深入要靠做“减法”，政府必须减少甚至停止对经济的干预，同时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进快使“民间势力”发育壮大，“这是未来十年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