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法律之前的农村股份制改革 苏州抱团村办公司调查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1-12-02 03:26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姚剑莉
苏州高新区湘江路与马涧路交叉口，枫桥街道办事处边上一幢刚动工的大楼，将是联枫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办公楼。
11月16日，联枫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由枫桥街道组织24个村股份合作社出资3亿元组建，由24名村股份合作社董事长选举产生董事长张永明。
“我们枫桥街道在2005年底的时候，土地基本就已经征完了，24个村的村民全部分配到7个社区了，”苏州高新区枫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姚人民说，在此基础上成立的股份合作社，纯粹是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跟土地没有关系。”
这一始于2001年8月26日吴中区金星村（现香溪社区）的合作社形态，如今广泛存在于苏州各区，但也只是苏州众多股份合作社类型之一。
负债村的“嬗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副教授李力行表示，要进行股份制改革，重要的是“村庄治理、基层管理达到一定的水平，农民脱离了单纯的农业生产的农村”，否则股份制必将举步维艰，因为“农民会担心股份制改革会对自己的生计造成影响”。
而这点正好在苏州临湖镇湖桥集团的成立中得到了验证。
临湖镇湖桥集团，正是以村为单位，由原有的三大股份合作社——物业股份合作社、社区股份合作社和生态农业股份合作社出资组建而成的“抱团”公司。
位于太湖之滨的湖桥村，拥有村域面积10.38平方公里，28个自然村32个村民小组1178户4475人，2010年村集体资产4亿元，村集收入4000万元，农民户均股份分红分配达6000元，到2011年底，湖桥村集体资产预计将突破6亿元，村级总收入8000万元，农民户均股红分配达8000元。
其实在2003年之前的湖桥村经济实力在吴中区是排中上的，而那一年周边两个区级贫困村——夏泾村、兴建村——的并入，“让湖桥村一下子变成负债累累”。
1979年在湖桥村当过村委书记的徐顺兴，先后做过浦庄镇企业经理、浦庄镇农工商总公司经理、东山镇农工商经理和东山镇镇长。
他到湖桥村后，发觉，正是这两个贫困村携带的拖油瓶——大片的农地——给了湖桥村土地流转的机遇。
2010年11月23日，由徐顺兴提出、经董事会一致通过，酝酿了一年多的湖桥集团成立，徐顺兴任董事长。
当时出资最多的是鱼米之乡农业股份合作社，共3000万元，上述知情人士介绍，“这是合作社自己决定的，因为这三家合作社中，鱼米之乡的实力最强，成立集团后它的获利也最大。”
湖桥集团成立时的第一笔生意，便是苏州稼泰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租用8000亩土地，盈亏由其自己负责，湖桥集团只管向其收取3000元/亩的租金，一年共2400万元。
而这一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数村办集体企业多数都亏损，然后转资给私人老板，村集资产一穷二白。”
监督问题
“湖桥集团就不同了，尽管到外面经营，但集团的资产和盈利还是要回来，”上述知情人士说，但迄今为止，还未在外做。作为一个完整的市场化主体，湖桥集团还可以通过工程项目抵押贷款，但他们并不打算这么做，“因为现在只收租金，没有风险。”
等拿到租金后，集团会进行“四六”分成：40%留在公司做流动资金，60%返还给三大合作社进行分红。据估计，湖桥集团现有资产约有1亿元，比注册资本增加了四千多万元。
这样的盈利，与它所依靠的政策优势分不开。尽管徐顺兴再三强调，如果村里要建标准厂房是通过规范的招标过程，以市场化价格来
操作，但他也承认，“同等条件下，优先让湖桥集团来做，肥水不流外人田。”
吴中开发区的一名官员认为这样的想法很普遍，“如果由外面的公司来做，利润就不归这个村，这个集团其实就是作为一个载体来流转土地的。”
除却一点——有村民参与分红，类似湖桥集团的企业，其实就是新时代下的一种集体企业形式：由集体出钱，效益归企业，企业利润再划到集体资产，“稳赚不赔。”
就像1980年代的乡镇企业、1990年代的开发区、新世纪初的城乡统筹一体化一样，湖桥集团依旧是在街道、村这个平台上，利用政府背景和土地资源，进行垄断性行业的投资，“总的还是要在政府引导下，不可能像民营企业那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位改革观察者如是说。
尽管这两家公司内部都有监事会履行监督职能，但仍有观察人士担忧，最大的利益聚拢在拥有“政治地位”的干部群体里，“只要是政府主导的，农民的利益就很难真正得到保障”。
李力行则强调，股份制改革的核心是“确权”，“避免股权虚化，股权必须具体对应地块，在公司垮了后，地块可以按股返还，否则，寻租等问题的出现难以避免。”
对这个过程的监督，目前仅限于公司内部的监事会，法律约束力较弱。
据卢水生所说，土地流转做得好的村，村干部一年的工资+奖金大概有15万元，分红则根据村的情况在5万-15万元之间，“一年的总收入大概有20万-3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