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说事：让12月成为农民工的春天

　　2011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中国的农民工。

　　金融危机的肆虐让沿海发达地区一部分中小企业倒闭，导致进城务工农民的茫然，紧接其后老板们的跑路直接引发了农民工的无所适从。同时，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房地产市场濒临重组，开发商的日子不好过，农民工的日子也将面临一个比往年更严峻的讨薪风险。

　　这不再是年复一年形形色色讨薪活动的重复，2011年12月，将是寄托了亿万农民工和他们身后数量更为庞大的农民群体全部希望的一个月。

　　最近发生的两件事让农民工无法参与其中。一是个别地方授意当地国企提前发放年终奖，以确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比例的考核不受影响。按照户籍管理制度的规定，尽管进城务工，但农民工的身份还是农民。他们既无法享受提前发放的年终奖，今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目前也无法得知，因为可支配的前提首先是要能按时拿到手中。这是他们12月最大的压力。

　　另一件是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近日指出，坚决防止年终突击花钱。突击花钱的目的是谋求第二年的财政预算能超过今年，而农民工对每年的收入预算只能在12月寄予厚望。

　　改革开放之初，大量农民从农村蜂拥而出，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这种现象在我国长期存在已经30多年，这个过程还将持续几十年甚至更久。

　　一直以来的初衷让我们对进城务工农民报以极大的希望。农民进城务工，我们希望农业因农民参与工业建设而得到反哺；农民到发达地区务工，我们希望落后地区因此而起到带动作用；农民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并且成为最主要的后备力量，我们希望农民的收入水平和城市人口实现均衡，能够得到的公共服务和生活质量差别不要过于巨大。农民进入城市，创造了财富，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将城市的文明带回农村。

　　作为沟通城市和农村的桥梁，处在城乡二元结构中的第三元，我们寄希望将来或许打破这个二元结构的唯一关键，由于参与工业建设和城市化率的提高，进城务工的农民一部分留在了城市，大部分最终仍将回到农村。在这个流动的过程中，他们创造的财富跟自己获得的报酬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就是每年12月，这笔要带回各个县乡村改善农民家庭生活质量的报酬，有时甚至需要一个国家总理出面才能讨得回来。

　　现在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但真正能够转移到城市的越来越少，他们最终滞留在了沟通城乡二元结构两级的中间地带，他们最为迫切地希望是一年的劳作收入能早些拿到自己手中。

　　12月，这个标志着讨薪的冬月，如何处理好农民工和城市各阶层的关系在这个冬月直接体现为：农民工“可支配收入”的预算能否得到保障。亿万农民工的权益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尽管这些农民的身份并没有因为务工而得到改变，但是，我们希望在一个国家的长期战略中，12月能成为农民工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