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难以化解的温州危机

　　文 / 吴晓波

　　本文作者系蓝狮子图书出版人、财经作家

　　在经济体制改革、金融市场化创新的宏观目标迟迟不能启动时，溺水者们的命运是非常可悲的。而岸上的人手中，其实并没有“救生圈”。

　　温州借贷史

　　温州，中国个体私营经济最早的萌芽地，早在1984年就出现了第一家民营钱庄，它的木牌子只挂出一天，就被当地政府以“不符合中央政策”为由，强行摘下了。从此，钱庄转入地下。在过去30多年里，民营企业在信贷上所遭遇的窘境，可以用三个70%来形容：它们解决了70%的就业人口，可是只有70%的企业得到过银行的贷款，而这些贷款中有70%是一年期以内的短贷。所以，长久以来，“非法借贷”和“短贷长投”是一个普遍而危险的现象。

　　温州高利贷第一次爆发重大危机是在1986年，“抬会事件”发生，最终政府以抓人和处决“会头”的方式进行了弹压。1993年的通货膨胀时期，又出现过一次。其后14年时间，高利贷一直存在却未出现重大危机，而浙粤等地民营企业能够迅速壮大，与这里活跃的民间金融环境有很大关系。一个最显著的事实是：在1990年代后期到2004年的历次宏观调控中，此地区的民营企业比其他地方的企业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所以，温州民众对高利贷者，并非像外界所想像的那么“咬牙切齿”。

　　高利贷再一次拉响危机的警报，是在2007年。原因是，民营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而地下钱庄市场的规模已经不能与之匹配。所以，当经济环境过热，政府以信贷控制的方式进行调控时，资金需求量在极短的时间内猛然增加，导致地下信贷市场的利息水涨船高，而各企业为了获得“救命钱”，不得不饮鸠止渴，甚至进行了极其危险的“信贷互保”，这就发生了“倒一家，垮一片”的可怕景象。当时政府参与解困的办法是：以土地注入的方式，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帮助企业进行重组。幸运的事情随即发生，进入2009年之后，房产市场反弹火爆，通过土地性质的改变及出售转让，集体解套。

　　但今日，我们是否还有这样的“救生圈”？

　　难觅救生圈

　　日前，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推出了减半征收所得税等一系列优惠措施。中央政府的积极姿态当然是让人欣慰的。不过，我们从改革史的角度看来，30多年来的历次民营企业危机，没有一次是靠中央政府的政策获得解救的。此次，恐怕也难例外。所以，“放松银根”难以立见成效——况且，七成以上的中小企业从来与“银根”无关。

　　再说地方政府，要像2007年那次一样，用土地来解决问题，难度也在增加。其一，地方债务平台已从三年前的2万亿元增加到了10万亿元，宏观持续吃紧，很多县市政府已“自身难保”；其二，连续20多个月的房产打压已让土地价值大幅缩水，内需转旺谁能预测？

　　再说商业银行。用行政性手段和窗口指导的方式“逼迫”银行给溺水者发“救生圈”，显然是不可靠的，银行从来只干“锦上添花”的事情，从本质上，他们确乎没有这样的义务。而且，银行如果完全听从政府，那么“商业”两字已可以直接去掉。

　　还有人提出两招。一是利用这次危机，全面整肃东南沿海的高利贷市场，多抓几个“吴英”出来“杀一儆百”。这招不是不能用，不过它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杀百儆百”。二是让那些劳动密集型和抗风险能力弱的企业在风暴中“优胜劣汰”，通过“市场之手”来完成转型的任务。这招也不是不能用，可谁来消化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难道再让中西部承担东部转型的代价吗？

　　溺水的是民营企业，受伤的是整个中国经济。对于正在激流中挣扎的溺水者来说，在经济体制改革、金融市场化创新的宏观目标迟迟不能启动的大前提下，他们的命运很可能是非常可悲的，而岸上的人手中，其实并没有“救生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