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民建言如何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明年工作五大任务，其中，“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这句话最受舆论热捧，其中“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被多家门户网站看成最大亮点。

　　网民认为，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具有现实的战略意义。如何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媒体和网民纷纷建言献策。

　　

　　面临多重挑战

　　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应该是“橄榄型”的，即中等收入者占多数，而我国却是“金字型形”的社会结构，即，高收入者占极少数，而中低收入者占绝大多数。在一个“金字塔”社会，由于没有合理的中等收入者群体作为缓冲，不仅造成社会矛盾陷入了集中爆发期，而且导致经济增长缺乏活力和足够动力。因此，中等收入群体被普遍认为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和经济增长的动力。如今，在我国最高规格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让人很振奋。

　　在多年之前，不少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在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意见中就提出过“扩中”，以缩小收入差距，但“扩中”的实际效果怎么样呢?大家心知肚明，数据最有说服力。不过，今年让人看到了一丝希望，比如说，调整了个人所得税以降低个人税负，推进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但是，仍面临不少挑战。

　　培育中等收入者群体首先要从收入分配改革入手。尽管我们收入改革的步伐没有停止过，也在源源不断出台相关措施，但要看到，这些改革都是零散的、琐碎的。据说有关部门早在多年前就在调研论证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但今天仍然不见这个方案的影子。如果缺乏总体规划和指导性方案，培育中等收入者群体很难。

　　事实上，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偏低的一个重要推手是垄断。据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学者透露，2010年我国行业间工资收入最高与最低之比为4.2比1，而世界上多数国家行业间差距在1.5至2倍左右。垄断性行业员工享受高工资高福利，必然挤压了其他行业的员工工资收入，造成收入差距扩大。而垄断始终难以打破。

　　除了正常的工资性收入存在不公之外，各种灰色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也是造成中等收入者群体不能壮大的重要原因。譬如，很多工资性收入看上去不错的中等收入者，由于畸形的房价，工资多被房地产吸走，甚至因为房子而返贫。而那些利用机会不平等获取财富的人，财产性收入却在不断增长。所以，要改变灰色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不公。

　　同样，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也是培养中等收入者群众的必要手段，我们也正在这方面进行努力，但因为历史欠账太多、制度设计还有欠缺，提高社会保障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笔者看来，尽管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很多挑战，困难重重，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勇往直前。(渤海早报 张海英)

　　（责任编辑：王慧绵）

　　

　　关键在分配改革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关键还是要通过收入分配改革，让更多的低收入人群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

　　昨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会议提出，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会议明确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

　　一般而言，中等收入者是消费主体，但这些年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增长缓慢，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消费的有效扩大。此次会议，把“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放在如此突出的位置，确实并不多见，也切中了当下社会治理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点。

　　有学术机构测算，若以收入等组合标准来测算，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约为2.4亿人，约占23%;若以每人每天消费10-100美元为标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只有1.5亿-1.6亿人，约占12%。此前财政部则称，个税起征点上调到3500元之后，纳税人数由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而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有相当一批中等收入者在老人赡养、子女教育、高房贷等压力下，沦为“伪中产”。

　　显然，这不但说明，现在中等收入人群数量少且脆弱，而且对中等收入者的界定，还很模糊，也有一些不太科学的地方。有关方面首先应该对中等收入者的范围，做出相对清晰的界定，尤其需要提高中等收入者的认定标准。

　　当然，“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关键还是要通过收入分配改革，让更多的低收入人群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从现实需求看，在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方面，未来几年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拿出真正的实招：

　　一是大规模减税，鼓励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使更多的人成为创业者。这既是提高低收入者比重的重要途径，也是形成新的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手段。本次会议确定的结构性减税政策，需要加大实施力度，最好能达到3000亿-5000亿元的规模。

　　二是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是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对中等收入者来说，最重的负担莫过于高房贷，因此，缓解这部分人的这个负担，减少高房贷带来的消费挤出效应，无疑将有效刺激消费。

　　三是进一步提高社会和医疗保障水平。现在，一场大病往往就会让一个中产之家陷入贫困，而大病救助恰恰是现在城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弱点。这需要各级政府继续加大社保投入，扩大大病医疗救助范围。

　　四是促进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村低收入者跻身中等收入行列。目前绝大多数农民还处于相对低收的状态，大大制约了整体消费的提振。改变这一状态，除了加快城市化，更重要的是加快以农民土地权利保护为重点的财产权制度建设，使农民更多地分享土地非农化增值收益等财产性收入。

　　不过，所有这些“实招”，都涉及机制改革，都需要政府拿出决心和勇气，更多地让利于民、藏富于民，需要尽快实现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发展导向的转变，由此为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奠定基础。(新京报社论)

　　（责任编辑：王慧绵）

　　

　　用制度释放“蛰伏”的中等收入者

　　一个健康稳定的社会，应是中等收入者占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可是，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当务之急就是用制度释放出大量“蛰伏”的中等收入者。

　　之所以说有大量的中等收入者处于“蛰伏”状态，主要是从具有消费能力群体缺乏消费意愿的角度讲的。事实上，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只是“表”，其真正的“里”，是大量的中等收入者能够担当得起扩大内需“急先锋”和“主力军”的重任。一些中等收入者宁愿“蛰伏”也不愿意消费，是因为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焦虑感和不安感。

　　当下，哪怕是一些中等收入的人，也不太敢像真正的中等收入者那样消费。这是因为，很多时候对于一个中等收入者来说，一旦买一套房、生一场病甚至说有一个小孩，就会成为“房奴”、“病奴”、“孩奴”，原本殷实的生活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情况下，不少中等收入者，即便有对应的消费能力，也不愿意拿出来用于消费。如果深究起来，问题还是出在制度保障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够完善，使得甚至一些高收入者都对未来缺乏稳定的预期，何况是自我保障能力更弱的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

　　事实上，真正能够担当起社会稳定和发展重任的中等收入群体，应该是心态平和淡定，对未来有稳定的心理预期，愿意消费也敢于消费的群体。而我们知道，能够为公众提供稳定心理预期的只有制度。当然，这样的制度建设包括了方方面面，择其要者，包括但不限于：加大社会保障投入，让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为每个人的心理预期进行兜底;严格预算约束，让公众贡献的公共财政真正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畅通社会阶层的流动渠道，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低收入群体始终保持向上流动的希望，等等。(华西都市报 志灵)

　　（责任编辑：王慧绵）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当有“加减法”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全球经济的不景气，造成了中国出口订单的下滑，出口企业日子不好过，因而，要稳定国内经济增长，投资与出口都靠不住了，打内需牌是明智的。然而，要扩大内需，就得让百姓们积极消费，舍得花钱。而只有当国内的广大社会阶层都有钱了且舍得花钱了，才能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这种释放出来的城乡居民消费潜力，足够支撑未来10到20年我国经济年均8%的增速。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当前，国内贫富分化严重，全国贫困人口达到1.28亿人，占了全国总人口的近1/10，社会矛盾暗流涌动。如果中等收入者比重占总人口的大部分，因收入差距导致的社会矛盾将得以缓冲和解决，而且会促进社会和谐。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致力于构建中等收入者比重在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既要有“加法”，又要有“减法”。“加法”主要是在幅度增加广大普通劳动者的初次分配的收入，让老百姓的收入追得上甚至超过物价的上涨，让老百姓敢花钱，有钱花。减法”，主要是减税减负，分配时政府少拿些，让利于民，尤其在初次分配时，降低税收，使企业获利空间圈套，能够承担劳动力成本上升，又无需转嫁给消费者。事实上，国家财政收入猛增，减税空间很大。与此同时，加大对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公共产品的投入，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使其再也不必为教育、医疗、养老等拼命攒钱。当下，老百姓的税负是最重的，社会保障不到位，以至于家庭成员一人得大病，全家赤贫的现象比比皆是。企业工人与公务员在退休金上相差悬殊，这个差距不消除，大多数人自然长期与“中等收入者”无缘。欧债危机以来，一些人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这些国家的高福利上，并提出我国需要防止高福利风险。其实，中国的实际不是福利太高了，而是太低了，低得不像话了， “高福利”风险并不存在。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不仅不存在“福利陷阱”的风险，反倒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与可持续的发展目标。(中国江苏网)

　　（责任编辑：王慧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