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北万里贩茶路

　　谭洪安

　　编者按/ 明清六百年来，晋商都是中国商业史上的主角之一。本版将梳理剖析其波澜壮阔发展历程上若干重要事迹，总结兴衰经验，力求见微知著，以供读者分享借鉴。

　　民国元年（1912年）11月28日傍晚，北京东交民巷六国饭店热闹非凡，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14年的梁启超刚刚返国，在此接受工商界人士的盛情宴请。

　　接风宴的发起人常立训，年已66岁，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山西榆次常家主力商号“大德玉”的财东，亦为时人公认的晋商乃至整个北方商界领袖。席间，梁启超即兴发表演讲，盛赞晋商：“有历史、有基本、能持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诩于世界人之前”。

　　谁能想到，仅仅几年之后，叱咤商场数十载的常立训，竟因生意失败，家族破产，被迫四处躲避债主的追索，1918年，在离老家不远的一个村子里黯然辞世。

　　外贸世家 一门两杰

　　号称“清代第一外贸世家”的榆次常家，举族经商200余年，俨然是长期垄断北方边贸的晋商的一个生动缩影。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常立训的高祖父常万达出生，他是常氏发家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常万达为家中幼子，早在他出生之前，父亲常威已奔赴塞北重镇张家口创业谋生，起初只是肩挑背扛、日晒雨淋做点小生意，十年之后才开了一个铺面，成为“坐商”，并把长子常万玘带来，一起打拼。

　　大约是雍正六年（1728年）左右，常威父子在张家口创立初具规模的“大德玉”商号，以经营布类及日用杂货为主。

　　就在前一年，即1727年，中俄签订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恰克图条约》，自西往东开辟恰克图及尼布楚、祖鲁海图三个边贸商埠。恰好位于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与俄罗斯西伯利亚“心脏”伊尔库茨克中间（各相距约700华里）的边境小村恰克图，日后成为中俄之间唯一陆路贸易口岸。

　　《条约》签订后数年间，中俄双方分别在恰克图国界两侧修筑商业设施，并派官员管理。聚集于库伦的晋商闻风而动，迅速北上，建成“中国市圈”，通称“买卖城”。

　　清代中期以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有南方广州辟为海上口岸，与英法等国来往贸易，恰克图陆路口岸建立后，至19世纪初，其贸易额占同期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3上下，可见地位之重要。而活跃于恰克图市场的中方商人，大半来自山西。

　　据常氏家谱等资料推算，常万玘早年曾随父亲带领驼帮，穿越戈壁，北上库伦经商，在外蒙腹地打下基础。与张家口直线距离约3000华里的恰克图口岸开通后，他又代替年事渐高的父亲，成为最早涉足恰克图的商人之一。生意日渐兴隆的常家，一步步跻身于晋商大族之列。

　　相传，年过花甲的常威告老还乡之时，从“大德玉”抽出部分资金，新建“大德常”商号，交给长子常万玘，而把“大德玉”留给最珍爱的幼子常万达。后来，因长期奔波于环境险恶的北方边塞，常万玘积劳成疾，遂决定到气候较温和的南方，专营国内市场，而把对俄贸易，全盘交给幼弟常万达。

　　自此，常家分为“南常”、“北常”两支。常万玘自南方贩运茶叶到张家口，并兼营布匹、百货和药材等，其子孙在“大德常”基础上，创办十多个以“德”为标志的商号，遍布大同、成都、汉口等地，号称“十大德”。常万达则以张家口为基地，主攻恰克图，成为大漠茶路的传奇人物。

　　常家一门两杰，堪称有清一代山西茶帮中“内茶商”与“外茶商”的典型代表。

　　从“茶马互市”到“茶叶之路”

　　蒙古人被朱元璋逐出中原后，依旧以游牧为业，居无定所，日常衣食及生产工具均十分缺乏，不时南下侵扰以武力获取所需。明朝不得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加强北方边防，但屡次战争皆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于是朝廷改用怀柔政策，在山西大同等边镇开设“马市”，官方定价收购蒙古良马作为军马，同时除禁止兵器铜铁交易之外，允许内地商民以绸缎、布匹等日常生产生活必需品，与牧民交换马驼牛羊及皮毛等畜产品。蒙古牧民以牛羊肉、乳酪为主食，要经常喝茶以解油腻，明朝政府又实行“茶马互市”，鼓励商人以茶易马。因此盛产于南方的茶叶，逐渐成为北方边贸的大宗商品。晋商得地利之便，在此项贸易中占得先机。

　　入清以后，蒙古归入中国版图，清廷放宽商贾赴大漠南北草原做生意的限制。康熙年间，部分晋商作为皇商，还随清廷大军征讨蒙古部落首领噶尔丹叛乱，深入漠北各地，供应军需有功。此后，蒙古成为驾轻就熟的晋商发迹和积累财富的宝地。榆次常家的第一桶金，即来自于此。

　　17世纪中期前后，俄罗斯已东扩至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直逼蒙古边境。俄人像蒙古人一样好吃肉，因此也嗜茶如命，到了“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据说，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正是俄方急切盼望扩大茶叶贸易的结果。后人考证，恰克图的蒙语发音，与“茶”相近，在俄语中意思则为“有茶的地方”。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廷收缩边境贸易，限制“夷人”入境，将原来三个中俄商埠口岸统归为恰克图一处。在此前后，早已独当一面的“北常”始祖常万达，携巨资来到恰克图，专营对俄茶叶贸易。

　　常万达的生意一开始并不顺利。乾隆年间（1736~1795年），恰克图口岸先后四次因各种原因闭市，有一次甚至长达五年之久，数十家晋商被迫退走，但常万达眼光远大，决意坚守。他尽可能筹集资金，稳定下属人心，并将总号“大德玉”改组为茶庄，主营茶叶，兼营丝织品、瓷器和手工艺品等，换回俄国的银锭、粗制银器、玻璃器皿及牛羊皮毛制品，运返内地销售。

　　以南北常家为首，太谷曹家、祁县乔家及渠家等一众山西商人，合力开辟了万里茶路。每年茶期，“内茶商”雇佣成千上万脚夫，从生产、加工茶叶的重地福建武夷山，车载肩挑，将茶叶转运至江西鄱阳湖，先由船帮接力溯长江上行到汉口，经汉水北上辗转到河南赊店（后称社旗镇）登岸，再用马帮驮运，经洛阳，过黄河，越太行，到达晋商大本营晋中祁县一带，在此换畜力大车继续北上太原、代州、大同，直抵张家口。

　　坐镇张家口的“外茶商”接货后，以驼帮和牛车起运，穿越坝上草原和戈壁沙漠，经库伦到恰克图。自南至北，整条茶路全长4200余公里，总行程需时约4个月，难怪后人称“茶叶之路”可与汉唐盛世的“丝绸之路”媲美。

　　半壁江山看常氏

　　据常氏家谱称，常万达精明干练，善于谋略，且体魄强健。为对付俄蒙一带横行的骑匪，常家将从俄国换回的大量粗制银器，在买卖城熔化成每块重1000两（约合32公斤）的大银锭，以专用马车运输，并雇佣保镖护卫，骑匪来袭时，仓促之间无法将沉重的银锭掠走，只有徒呼“没奈何”。此种做法，引来同行晋商纷纷仿效。

　　史料记载，《恰克图条约》签订的第二年（1728年），中国对俄贸易额不过1万卢布，到1755年，增加到83万卢布，而1760年更激增至135万卢布。嘉庆元年（1796年）常万达以78岁高龄去世，他的儿孙继续扩大祖业。嘉庆五年（1800年），恰克图口岸输出茶叶约值280万卢布，到了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出口茶叶达67000箱，重达500万俄磅，中方商人（晋商为主）可赚500万~600万卢布，折合白银200余万两。而整个19世纪上半叶，恰克图进口关税收入占俄罗斯全国总关税收入的15%~20%，其中又以进口茶税为主。

　　那么，常家在这项大生意中能占多少份额呢？据估算，常家极盛的乾隆、嘉庆、道光百余年间，仅恰克图买卖城一地分号，年收入即达白银50万两，可占华商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另有人根据留下来的资料推断，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所占比例，可能超过50%。

　　在中国本土长城沿线，晋商足迹所至，开设店铺，编织商业网络，也使若干城镇兴旺发达起来。早在清朝初年，张家口便有范氏等皇商八大家，均为山西人，到乾隆嘉庆年间，当地“坐商”达200余家，“行商”商号多至4000家，来往贸易几为山西人专有。张家口东北250公里的多伦，为东北与内外蒙的交通要道，以前是一处天然牧场，经过康乾盛世的发展，成为繁华市镇，到1891年时，全城人口近10万，大都为商人，又以山西籍人士居多。

　　如今的内蒙工业重镇包头，原来也是黄河北岸一片牧场。康熙平定噶尔丹叛乱后，不少汉族商人由此北上蒙古经商。1809年，包头村升格为镇，再过60年，筑包头城，人口2万多，山西商人开的店铺即有40余家，尤以乾隆年间祁县乔氏家族的“复盛公”商号最为有名，其连锁商号一度垄断了包头市场，因此民间流传“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谚语。

　　中俄茶商大战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后，沙皇俄国以调停有功为由，胁迫清廷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及《北京条约》，得到了俄商进入蒙古库伦等广大地区经商，并享受免税待遇的特权，稍后又签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天津通商权，可以水陆联运，且关税比各国低1/3。

　　自此，俄商势力深入我国内地，在湖北蒲圻羊楼洞等地（太平天国战火祸及江南，阻断武夷山茶路后，湖南湖北成为新兴的茶叶输出地）开设茶厂，建立茶栈，收购生产茶叶，成本比传统茶路运至张家口大大节省，仅税金一项即差10倍，山西茶商对俄贸易备受冲击。同治七年（1868年），恰克图晋商商号，竟由原来的120家剧减到4家。

　　内外交困之下，首当其冲的常家采取反击措施，提出“俄国人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去俄国也另觅新途”，假道恰克图深入俄境经商。常万达的曾孙常佶、常恽分别于同治五年（1866年）和光绪五年（1879年）开设“大美玉”、“独慎玉”商号，在俄国境内的赤塔、新西伯利亚甚至远到莫斯科，均开办茶庄分号，“茶叶之路”一举延长到6500公里。

　　以常家为核心的晋商，又争得清廷酌减茶商厘金（即税金）的政策，取消一切不必要杂税，进军俄国第一年，输出茶叶11万担，与俄商直接贩运回国的数量相当，到同治十年（1871年），输俄茶叶升至20万担，比俄商多出一倍。晋商仍依赖骆驼、牛马等运费较高的陆路交通工具，双方竞争条件悬殊，居然能对俄商占据上风，殊属不易。

　　到了光绪年间，俄商在汉口开设6家机器砖茶厂，有3个采用蒸汽机生产，最大的阜昌茶厂，投资白银200万两，雇佣2000多名中国工人，昼夜开工。机制砖茶质量好、成本低、加工能力强，令晋商再度陷入竞争困境。光绪十三年（1883年），常氏商号发动汉口茶界商人及制茶、装卸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同盟绝交”运动，试图打击俄商气焰，一度曾使晋商茶叶贸易额回升，但毕竟大厦将倾，独力难支了。

　　尾声：革商人之命

　　生于1846年的常立训，是“北常”商贸事业破产前的最后一位中坚人物。为了在茶叶生意日渐衰败之际凝聚人心，存资护本，他注册了“大德玉”票号，担任第一届董事长，在28年的营业中，获利200余万两白银，成为晚清全国51家票号的翘楚，号称“太谷帮首号”。

　　辛丑年（1901年）八国联军中的德军抢掠张家口，55岁的常立训，两次前往敌营据理力争，又指挥各商号联防自保，保护了常家与众多晋商的巨额财产，一时名闻塞内外。

　　但是，继八国联军入侵之后，1904年的日俄战争，又令关外东北地区常家及大量晋商商号被毁。1905年，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仅两年间，从海参崴运入俄国的茶叶由20万担激增至80万担，而经恰克图出镜的茶叶，则由40万担下降到不足20万担。

　　据《山西外贸志》和《山西票号史》记载，常家旗下“玉”字五联号，被俄商拖欠货款达32万卢布，仅在莫斯科一地，亏损折合白银140万两。常家曾联合众晋商向俄政府起诉，后者不予理睬，而此时清廷自顾不暇，亦无力保护本国商人利益。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汉口票号挤兑为引爆点，山西票商接连倒闭，晋商事业釜底抽薪；1914年，一次大战爆发，俄国政局动荡，民不聊生，中俄贸易跌至低谷；1917年，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宣布没收一切资本家财产，同时改革币制，在俄晋商手中大量旧俄钞变为废纸，一夜之间，血本无归；1921年，苏联红军先后攻占恰克图买卖城及库伦，蒙古宣布独立，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实行公有制，在蒙晋商再遭灭顶之灾。

　　常家以及苦心经营北方边贸数百年的晋商，也在这一系列战乱变故中，走到了辉煌商业传奇的尽头。常立训含恨而终，只不过是为这个传奇，画上令人扼腕的句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