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乌托邦

　　李杰

　　30年前，金观涛和刘青峰夫妇主编的方法论丛书，首次将控制论等技术思维方式引进中国，与刘小枫、甘阳主编的西方文库同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金观涛20年前离开大陆，经过10年的沉潜，将中国的学术思想进行一轮梳理，得出了中国保持超稳定结构的内在动因。其中，有科学家的自负与执著，也有着知识分子的良心与忧思。

　　价值逆反、常识理性与思想融合是《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这本书的关键词。在金观涛看来，这三种概念其实也是中国文化一体的核心。梁漱溟说，中国有文化而无宗教，应该也是这个意思。所谓价值逆反，通俗地说，就是辩证逻辑，正着不行就反着来，利水必不利于火。而这一点，也被认为是常识，遵循自然规律的结果。儒家讲究违而不犯、和而不同，兼收并蓄是理想状态，而这一点，又与辩证逻辑相违背。

　　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文化与思想的死结。鲁迅一生批判中国人与中国文化，也不能帮助国人跳出这个怪圈，似乎外国的东西再好，一到中国就会走样，说得好听点，中国文化遇到的对手越强，越能激发自身的价值；说得不好听一点，最后大家还是路归路、桥归桥，融合的目的是为了统战，最后的主导权还在于——超稳定结构的形成，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相关。

　　在中国，辩证逻辑虽然源远流长，但一直缺乏形式逻辑，所以，康熙承认西方的传教士所推算的日食准确，算法精准，但也认为这一切都在《易经》中有预言，并无稀奇。而大事不糊涂、小事不计较，是中国领导人一贯的思维方式，没想到的是，在其后100年就吃了大亏，形式逻辑的精华在于不断地深入分析求证，根据数理上的准确性和一贯性，在不断的思辨中获得新知。鲁迅先生所说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应该就是这个意思。而胡适在《差不多先生传》中所讽刺的差不多先生，也就是“圆通大师”，算是只重辩证逻辑、不懂形式逻辑的典型例子。

　　所以，魏晋时期中国文化面临死结，佛教的引入使得中国儒家的学说获得了新生，众口相传的《金刚经》——就是理性思辨不断深入的一个经典文本，也可说是形式逻辑的一种雏形。其后出现了唐宋的盛世，宋代理学思想的兴起，都与佛学的引入相关。现代西方科学思想引入后，儒家似乎又一次获得了新生，中国面临着又一次的盛世到来——外来文化的侵入，往往能激发本土文化的活力，这或许就是中国能凤凰涅槃的原因。然而，中国没有以形式逻辑为核心，却格外钟情于道德乌托邦的幻想，仅这一点，让金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格外痛心。

　　自由、平等、博爱，的确从未真正完全实现。然而，这是否只是一个不值得浪费时间的口号，却值得深思。西方之所以在近代一直领先，文艺复兴、商业崛起和工业革命是关键。宋代的中国曾诞生最早的纸币、活字印刷、火药、朱熹的理学思想，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文艺复兴、商业崛起和工业革命都是在中国最有可能率先产生的。后来，蒙古大军南下，将萌芽中的文艺复兴、商业崛起和工业革命彻底扼杀，历史走向了倒退。如果当时成吉思汗征服整个欧洲，我相信，无论是逻辑思维还是基督精神都会灰飞烟灭。明朝时期，中国白银占世界1/3，郑和七下西洋。满清入关，中华文明又一次被征服，那个时代凡是勇敢、自由、开放的观念，都被迫流落南洋。所以，西方的历史学家和国民一直对专制和野蛮心怀恐惧，以前匈奴的阿提拉，后来的蒙古大军，再到二战时期的德国纳粹，无一不是对人类生存权力的剥夺，与外星人占领地球无异。每个西方小孩都知道要为自由、平等、博爱而战，哪怕牺牲生命。你能说，他们牺牲生命所换取的只是“道德乌托邦”的幻想？

　　回头来看中国，两次倒退后，对力量和专制的崇拜，甚至卑躬屈膝、苟且偷生，已经成了中国文化深层的潜规则。金庸在《鹿鼎记》中所写的韦小宝，不就是一个幸运的阿Q，同时，也是当今青年的偶像吗？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大一统”的专制、官僚体系的痼疾从未改变。而要打破这个牢笼，除了自下而上的革命，就只有外敌入侵。而事实上，历史已经说明了，革命的正面意义远胜于被外敌入侵。初看起来，道德乌托邦的兴起，是利用了中国人纯真美好的幻想，乌托邦的想象和革命对生产的破坏，都违反了常识理性，但在我看来，若能以此追求自由、平等、博爱，开民智、新民德，摆脱封闭专制的怪圈，革命也是功大于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