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聪：艾滋遗孤筹款践行者

　　文 | 本刊记者 宋厚亮 摄影 | 林一

　　在今年12月1日的世界艾滋病日前，联合国艾滋病规这位上天派遣给艾滋孤儿的“人间菩萨”携领他们脱离苦厄，而这些孤儿也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完成人生最庄严的“救孤”悲愿

　　划署发布了《2011年世界艾滋病日报告》，报告显示，截止2010年年底，全球艾滋病感染者达到3400万人，创历史新高。

　　毋庸置疑的是，人们已对艾滋病人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他们面对的已不再是完全的冷漠。不过，在众多救助艾滋病患者的机构和个人中，智行基金会（以下简称“智行”）及其创始人杜聪则将关注点放在了艾滋遗孤身上。

　　从2002年开始，杜聪已带着食物、药和钱辗转于中国各个艾滋病重灾区，面对着数量庞大的苦难家庭，杜聪为艾滋病患者的子女提供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经费。而十年的坚持，也让杜聪赢得了许多赞誉。不久前，美国《纽约时报》曾毫不吝啬笔墨地用整版报道了他；他的母校——哈佛大学的校报也报道了这位校友的善行与善果，而作者是一位拥有《华尔街日报》20多年记者工作经历的资深媒体人；著名作家白先勇则在香港《明报》发表了《修菩萨行——杜聪与河南爱滋孤儿的故事》。文中写道：“他在渡那些孩子，携领一万二千个孤儿脱离苦厄，那些孩子也在渡他，给他一个机会，完成他人生最庄严的‘救孤’悲愿，杜聪是上天派遣给那些孤儿们的‘人间菩萨’。”

　　另一方面，直到现在，也经常有人质疑杜聪一个人到底能“渡”多少孩子。这也难怪，《南方周末》曾报道过安徽的一个村庄就有数百名艾滋遗孤，全国的艾滋遗孤数量就可想而知了。

　　“对每个受助的艾滋遗孤来说，我们所尽的每分力，都足以影响他的一生，改变他的命运。”杜聪对《中国慈善家》说。一路走来，杜聪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也激励着他不能停留。虽然一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但他要渡“就是他的一切”的孩子，而更多的被渡的孩子又给了他更多渡己的机会。

　　渡人

　　出乎姚前进（化名）意料，2011年10月6日，他结婚的那天，杜聪和六七位智行的同事，来到了其婚礼的现场亲自送来祝福，杜聪还兴致勃勃地当起了主婚人。这无疑给适逢大喜之日的姚前进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2003年，姚前进以优秀的中考成绩考入县里的重点高中，但家里显然已经没有供他继续读书的财力了，他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1980到1990年代，在河南这片贫瘠的土地上，除了种地获取微薄的收入外，农民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他们冒险卖血却掉进了命运的深渊。生死未卜的疾病和长期的贫穷，夺走了太多孩子读书的机会。姚前进的老家在河南驻马店市的城乡结合部，父母在1990年代因卖血而感染了艾滋病。

　　姚前进中考的前一年，杜聪已经在河南实施了他的艾滋遗孤上学计划。姚前进的父母听说此事后，就想方设法联系到智行。而后者最终也资助了姚前进读高中所需的学费，使他得以顺利地走进高中。那时，17岁的姚前进，对智行和杜聪一无所知，不知道未曾谋面的他们为什么会给钱供其读书，但是他知道读高中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情，因为那一年他们村子里只有三个人进入高中。

　　三年后，姚前进又考入大学，尽管是个专科学校，他仍旧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的几位大学生之一，他的祖父因此在村子里相当有面子。此后三年的大学学费，仍全部由智行负责。大二的第二学期，姚前进在河南周口市的商水县第一次见到了杜聪，姚清楚地记得那是5月30日。此后，他参加了智行的大学生暑期活动以及香港夏令营。如此，姚前进近距离地接触并认识了杜聪和智行。他告诉《中国慈善家》，智行的工作确实不错，是真正地在帮助艾滋病家庭的孩子。

　　而姚前进大学毕业的时候，也毫不犹豫地选择到智行工作。其实，他的大学专业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这是一个很容易找工作的专业，制造业大国最需要此类的人材。事实上，父母也希望姚前进找一份和专业对口的工作，那样收入会更高些，可以帮助困窘的家。但他还是说服了父母留在了收入并不是很高的智行。毕业两年多，他的工作地换了多次，先后在郑州、周口和驻马店；工作内容也随之变化，从跟着同事去农村调查艾滋病家庭到做办公室行政助理，再到现在帮助辍学初中生入读技校。他说，这几年的收获挺大的，学会了做人做事。

　　在2011年智行大学生暑期工作闭幕会议上，姚前进和同事在浙江绍兴见到了杜聪，并向杜聪汇报了各自的工作和家庭情况。姚前进告诉杜聪，他“十一”期间将要举办婚礼，希望杜老师能参加。杜聪答应了，而且如约从北京前往。“杜老师非常忙，没想到‘十一’他真的来了。我非常感动。”而事实上，这是杜聪参加的第六个受到智行资助学生的婚礼。

　　2011年的“十一”假期，杜聪没有休息，而是和智行北京办公室的四位工作人员一同坐火车来到河南，除了参加姚前进的婚礼，还在周口等地“面试”了部分受助大学生，并下乡“家访”。

　　“面试”和“家访”是杜聪的两份特殊工作。所谓“面试”，并非招聘时的面试，而是所有受智行资助的大学生都要和杜聪见一面，学习情况、家庭情况及以后的职业规划是杜聪了解的主要内容，同时，他会给学生尽量多的鼓励和指导。而所谓“家访”，就是杜聪和智行工作人员到每一个村庄的每一户了解艾滋病家庭的具体情况。

　　“对我来说，这是了解他们情况的一个好机会。”杜聪说，“很多慈善机构做得比较大的时候，决策人就不下去了，跟前线脱离，受助人的需要在不断改变，他们不一定了解，制定政策就凭空地、高高在上地去做。”

　　此次“十一”之行，杜聪还看到了更多受智行资助的毕业生的新生活、新工作和新状态。此前，光华慈善基金会为智行资助的100多位大学生进行了创业教育培训，杜聪拿出自己的积蓄以小额贷款的方式借给这些大学生，多位受智行资助的大学生毕业后回家开办了自己的小型社会企业，2名接受过创业培训的大学生开办了养鸡场。这一次，杜聪亲自走进养鸡场，参观创业者取得的成绩。杜聪在河南的这些行程不需要再像以往那样连打车都要“精打细算”，因为一位智行郑州办公室的员工帮助他解决了出行问题。这位员工也是智行的资助者，毕业后同样留在智行工作，他不仅已成家，还生了一个儿子，生活幸福。当他听到杜聪到来时，从朋友那儿借来一台车，兴奋地为杜聪迎来送往。

　　这次“十一”之行，让杜聪很高兴。因为当初资助的学生毕业后，有了工作，有了家庭，也有社会公益心，他们已经走出艾滋病家庭的阴影，步入正常的生活轨道。

　　十年

　　截至2011年，得到过智行资助的艾滋遗孤已多达1.3万余人，目前还在接受资助的学生有8400多人，其中大学生有700多人，像姚前进一样的大学毕业生已有200多人。

　　“十年前，我走进第一个艾滋病村庄，资助了127个孩子，到现在还在资助8000多人，这证明了我当时的理念是对的，也证明了我选用的模式是可以复制的。”杜聪有些感慨。

　　2002年，35岁的杜聪独自一人背着大包，拖着大箱子，从香港飞到北京，又将行李换成很小的箱包坐火车去郑州。“那时候不敢带太多东西，”杜聪说，“从北京到郑州，不敢坐卧铺，只能坐硬座，因为坐卧铺要查身份证。”彼时，艾滋病已在河南大面积爆发，当地政府对外来者异常敏感、抵触。在杜聪到来之前，很多外来者都被地方政府婉拒甚至赶走。杜聪有些幸运，地方政府并没有赶他走。一位副县长曾对杜聪说，此前已有13个组织来过，都被赶走了，他是第14个，但可以留下来。而这份幸运也许来自他足够高的智商与情商。

　　1967年杜聪出生于香港，初中毕业随家人移居美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取得学士、硕士学位。四年的华尔街工作后，他重返香港，先是担任瑞银集团（UBS）驻香港联席董事，两年后出任法国一家银行的副总裁。可以说，这个致力于成为华尔街出色银行家的年轻人，沿此道路发展下去是很容易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可就在21世纪初始，因工作关系经常到中国大陆的杜聪在了解大陆已经爆发艾滋疫情后，毅然放弃了让人艳羡的银行高管职位，以几年前在香港注册的智行基金会创始人身份，只身奔赴河南救灾。

　　在一个个艾滋病村，杜聪触目所及皆是无望的悲苦，从老人到中年人到孩子。他到过的一个村子，短短一天竟然有11场葬礼，除了仅有的一个人是自然老死，其他都是因艾滋病去世。在另外一个村子，他听说一个月内有5个艾滋病患者自杀。死亡率高，自杀率高，到处都是绝望。

　　但既不是医生更没有可以治愈的药，杜聪对感染者自是爱莫能助。一番调查之后，他认为自己能提供的最有效的帮助，就是让感染者的下一代有学上。“给他们一个读书的机会，对社会的回报是很高的。”杜聪相信，读书是改变命运的最佳途径，他本人就是因为读书而跻身精英阶层的。

　　杜聪一个县一个县地走，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寻找需要帮助的艾滋遗孤，为了不被赶走，他总是“聪明”地跟政府人说他是来协助政府灭火的，而不是来调查什么。然而即便如此，有些地方政府也并不买账，杜聪听说，有的基层政府私下宣称，凡是看到杜聪然后举报的奖励50元，这大概是除了卖血之外最容易赚钱的方式。这种状态直到2007年才开始发生改变，随着国家的宣传力度加大，欢迎他的村子越来越多。

　　当年和杜聪同一时间进入河南帮助艾滋病群体的组织，到目前已所剩无几，有的淡出，有的被关闭，唯有智行成为运转时间最长的民间艾滋遗孤教育组织。小心翼翼和坚持，让杜聪和智行赢得了广泛的信任。2005年，已近八十高龄的“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把她资助的100多名艾滋遗孤交给了智行。杜聪还受邀在中央党校作主题报告，这对民间机构负责人来说是罕有的。

　　阻力逐渐减少，但杜聪面前的另一个困难始终还在——募款。

　　最初，智行尽管在香港有公募的能力，但其事业的具体信息并不能在香港公开，杜聪和河南的一些地方官员有个默契，就是当地允许他做慈善，但不能对外公开讲出当地的艾滋病疫情。况且智行刚成立不久，并无太大的知名度和公信力，在募款极为艰难的情况下，杜聪拿出自己的积蓄支撑了前两年的艾滋遗孤学费，接下来则是到处寻求朋友、哈佛大学同学的帮助，继续支撑着他的慈善事业。2006年以后，智行才在香港公开募款。但难度依旧很大，因为智行资助的艾滋遗孤越来越多，所需资金越来越多。

　　杜聪坦言，这两年资助艾滋遗孤的增长幅度比较慢，原因就是筹款太难。“因为基金会注册在香港，大部分筹款都来自香港，人民币在升值，港币就贬值。同样的工作，三年前需要100港币，现在可能需要150港币。”杜聪说，“这几年通货膨胀也很厉害，工资和租金都在涨。”还有一个现象也需要更多的善款，智行以前资助的艾滋遗孤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学生，而现在的高中生和大学生越来越多，学费自然需要更多。

　　即使保持目前的资助人数，每年筹款的金额也要提高十几个百分点。杜聪不得不到处“化缘”，中国香港、美国、加拿大，都是重要的善款来源地。好在，众多著名的企业、企业家、文艺名人都在他的感召下，为其慷慨解囊。2008年和2009年，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年募款额仅1000多万港币，而2010年则上升到2000万港币。杜聪希望未来能在大陆募集更多的善款，因为这样就不会存在货币贬值的问题。

　　十年时间过去，智行在大陆已发展事业遍及到九个省，拥有九个办公室，四十多名员工，数百名义工。而杜聪本人，也从青年步入中年，当年英俊帅气的小伙也渐渐有了啤酒肚，而他当初难以听懂的普通话则进步了很多。杜聪说，期待以后有一天可以把智行交给别人管理，不过现在，时机还远远未到。

　　杜聪是同性恋，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对此，他并不讳言。或许正如白先勇所言，他在渡那些孩子的同时，那些孩子也在渡他。“他们坚强不屈、逆境自强、永不放弃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改变了我的价值观，是我不断奋斗的原动力。”杜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