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重构中亚洲的角色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与韩国资本市场研究院共同承办的论坛“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重构：亚洲的角色”近日在京召开。论坛上，来自亚洲各国的专家学者，对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构以及亚洲各国之间的合作协调问题作了充分的探讨和分析。学者认为，亚洲各国可以合作的领域很多也很有必要，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很难深入下去，而在国际金融危机这样一种大变局中，亚洲的作用是在上升的，中日韩三国之间的作用是在提高的。因此，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过程中，亚洲各国精诚合作、密切交流、深入探讨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社科院副院长李扬：

　　储备货币多元化已是一个事实

　　几年前我访问韩国的时候，当时两国对于加强中韩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都有强烈的冲动，危机的发展使得这样一种合作交流的必要性日显突出。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重构：亚洲的角色”。

　　这个问题当然非常重要。这次危机从根源上来说，应当是发达经济体消费滞胀的经济发展方式出了问题，在消费滞胀这样一种发展方式主导下，西方国家普遍的储蓄率很低，收入增长也不是那么快，但是消费得到刺激，得到鼓励，于是就出现了负债，出现了债务，债务日积月累，就成为债务危机。这些发达经济体，比较突出的，比如说美国、欧洲一些国家，都陷入债务危机。这些国家，他们恰好也是国际货币体系中国际储备货币的构筑者，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可能，他们把自己国内那些不合理、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传递到世界其他国家去，或者说得严重一点，这样一种恶果又由其他国家来承担，这就是国际货币体系在中间发挥的作用。因此，在危机发生之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理所当然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迄今为止，国际货币体系建设的核心的问题，首先是解决储备货币的选择问题，而且迄今为止关键货币的选择是选择一种货币，但是经过这次危机，应当很清楚了，在未来一个很长时间内，储备货币不可能是一种，这是一个结论。这种状况不是一天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兴盛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法国法郎等等被逐渐接受的时候，其实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已经开始了，后来又有了欧元，到今天，美元也就是占50%多。

　　就国际货币体系中储备货币的选择而言，现在全社会都在讨论增加人民币的问题。这个事情不用过于张扬，因为这个事情不因我们想干它就会存在，多元化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人民币当储备货币的问题基本上已经是定论，未来几十年都是这样。在未来一个很长时间内，储备货币不可能是一种，这是一个结论。目前国内在讨论，用什么东西替代美元，我觉得没有意思，我们活着的几十年看不到单一货币存在的情况。

　　当储备货币多元化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时，这些货币之间怎么样结成一种关系，使得全社会能够获得一个稳定的货币锚才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另外，如果汇率问题有一个答案的话，接着就有一个国际收支体系下的协调机制问题。

　　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在亚洲中国、韩国、日本无疑是最重要的国家。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过程中，中韩日三国精诚合作、密切交流、深入探讨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韩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金亨泰：

　　大的兼并潮即将到来

　　2012和2013年将会是兼并市场非常好的时期，大的兼并潮即将到来。另外，面对激烈的兼并市场，企业可以采取抓章鱼式的策略来寻找兼并市场的好机会。

　　当期像在中世纪一样，处在一个黑暗的金融时期，全球经济不会很快恢复。尤其欧洲，未来两到三年里增长非常缓慢，甚至低于我们的收入预期。不过，危中有机。像去年，包括展望到2012、2013年，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企业兼并年，并且大的兼并潮即将到来！

　　根据我们的相关衡量指标，过去100多年里共有6次大的兼并潮。一般来说，如果这个衡量指标超过6.5%的话，就会有一个大的兼并潮出现。当前，这个指标已经到了6.7%了。据预测，这个指标将达到7%。

　　韩国企业在对外兼并方面非常激进，他们的目标主要集中在能源公司和资源型的企业上，要在这样的行业中找到好的目标非常难。建议企业应该向中国工商银行等商业银行学习，采取抓章鱼式的策略来寻找兼并市场的好机会。

　　未来的金融业将从为了金融而金融，转向为了支持实体经济而从事金融活动。在金融的海洋之中，我们可以先找一些金融公司，像生物能源公司，科技公司，这种章鱼式的大公司，而这些公司的触角可能还延伸到了其他的公司，而那些公司正是我们的目标。

　　亚洲开发银行院长河合正弘：

　　国际储备货币应以美元、欧元和亚币为主导

　　全球经济正在朝向一个多极的货币体系方向发展，应寻找可替代的国际储备货币来补充美元，当前更现实的方法是以美元和欧元主导，还包括亚洲的货币主导。特别提款权作为替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

　　近来的全球危机和后来的波动，包括我们现在看到持续不断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演变，都要求我们去改革，尤其对于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改革。然而，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改革必须要反映亚洲的事实，以及支持许多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长期发展的目标。

　　全球的经济正在朝向一个多极的货币体系方向发展，一个更现实的方法就是，多极的货币体系仍然以美元和欧元主导，还包括亚洲的货币主导。

　　全球金融体系起于美国，它也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拥有全球最复杂、最发达的金融体系，以及持有全球最主导的储备货币及美元。如果欧元继续成为一个有效的全球货币，欧元区的体系要进一步得到加强，要配以新的制度化的安排。在货币的共同体中，各国的政策制定者都必须来预防金融不平衡的聚集，比如说金融体系过度的扩张，以及资产价格的泡沫聚集，还有对于国际资本市场过度的借贷，持续的财政赤字等等。只有当我们建立一个非常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包括流动性的管理，财政债务的管理，还有对于财政损失，欧盟团体内损失的处理机制，才能够让整个系统运行起来。在这种有效的机制运作下，欧洲央行也才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人民币是否该是亚洲唯一国际储备货币？在亚洲，我们还不清楚是否以一个国家的货币，比如说中国的人民币或者是一揽子的货币最终成为这一区域主要的货币锚。当然，毫无疑问的一点是，人民币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来进一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中国政府已经累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现在已经超过了3万亿美元，我也认为，人民币现在仍然是被低估了，因此政府要进一步的考虑如何来平衡通胀压力、资产价格的变动和结构性改革，以及人民币升值之间的关系。

　　人民币的国际化就要求我们资本帐户的放开，中国政府也必须要为资本项目的放开设立一个详细的路线图，这个路线图应该包括具体的计划，比如说加快金融市场改革的步伐，这里就包括风险管理体系的升级，尤其对于商业银行风控体系的升级，和对于市场化利率，以及汇率自由化机制的建设。

　　亚洲需要有一个软性的货币合作机制，亚洲需要为美元最终的贬值和欧元的贬值做好准备。从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业稳定以及维护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来讲，我们都需要有个互相协调、互相协作的亚洲货币来抵御美元和欧洲带来的冲击。我们需要一个协调统一的货币，这种升值的机制在亚洲，同时也有助于区域经济的再平衡，尤其是有助于我们从过度出口型依赖的经济向更加平衡的经济转型。对于亚洲货币同盟的这样一个概念的提出，可以以包括“东盟+3”的货币和港币为基础。

　　日本国际通货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佐久间浩司：

　　单一稳定货币体系或弊大于利

　　一个单一稳定的货币体系并不能够保持长期经济的稳定发展；而日元的升值有可能导致了日本经济长期的发展，且通胀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从欧元的经历来看，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并不能够保持长期经济的稳定发展；而相反，它可能是弊大于利的。从日本的经验来看，我们有一些非常确凿的证据显示，货币的升值也确实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但长远来看，日元的升值有可能导致了日本经济长期的发展，而我们看到通胀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另外，更重要的是中产阶级可以实现实际收入的增长。

　　欧元的单一货币和稳定汇率会带来通胀的缺口及新周期性的问题、单一货币区域当中的平衡问题、长期的利率进一步的趋同问题和汇率的预警功能丧失问题。通胀缺口导致了购买力平价和市场汇率的不一致与差距。德国的通胀一直以来比意大利要低一些，而这个缺口在欧元诞生之后是持续存在的，这个缺口导致意大利的通胀比购买力平价要高，这也使得意大利进口的价格低了，德国是相反的情况。这种不平均导致了贸易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

　　单一的货币并没有反映出内部的不平衡，而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决策者因此就没有办法及时预料到和注意到一些国家的警告。对于一般的国家而言，也就是有自己当地的货币，收支的平衡不会一下子就出现赤字或者是盈余，而是通过外汇的储备，会有一些预警信号出现，市场的参与方就会变得愈加的谨慎，而国家政府也会非常认真、严肃地对待他们的一些政策，这样一来就可以防御这种支付的危机。

　　而在欧元区，这个过程是不同的，他们并不使用外汇储备，我们看到每个国家都有一个连接到欧央行的帐户，对于它的支付平衡有一些预警的信号，但是，这并不能够通过外汇储备的变化来察觉的；二是帐户的头寸在设计当中可以是负的，而且没有限制，因此帐户的变动情况没有很好地得到控制。

　　很多人认为，货币的升值会导致出口行业面临困难，像汽车行业，将他们制造业的基点转移到海外，包括对于国内的就业，还有经济增长都造成负面的影响。从1971年开始日本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持续的日元升值过程。货币升值对当地的出口产业产生负面影响，制造业的就业人数短期内迅速减少。不过，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来说，我们既要看到短期的结果，也要看到长期的结果，而这两者一般不是一致的。

　　货币的升值会使得出口行业进一步的关注它的竞争力，竞争力得到了加强，货币会进一步的升值；而汇率的发展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是齐头并进的。所以对于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发展而言，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日本采取浮动利率的几年之后，其通胀率和美国的通胀率是相反的，自那时起，日本的经济就呈现出一种稳健的增长，发展得比较稳健。这样一来，日本就能够实现个人实际收入的稳健增长，这个增长并不是集中于某一些行业、企业，而是能够得到我们整个中产阶级大众的共享；与此同时，这也会进一步推动日本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

　　我想强调一点，至少我们可以说，现在并没有很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货币升值使得一个经济体的表现要差于没有升值的经济体的表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市场监督部主任谢庚：

　　亚洲资本市场应着眼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中，亚洲金融体系遭受的冲击相对较小，虽然金融资产价格也曾大幅度波动，但是与欧美国家相比，金融机构运行相对稳健，这是由亚洲经济金融体系的自身特点决定的。亚洲经济金融体系的主要矛盾有：

　　第一，危机之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率先实现复苏，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

　　第二，亚洲金融结构相对简单，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与欧美金融机构相比较低。

　　第三，亚洲各国金融体系开放程度相对有限，对国际金融危机、金融风险起到了防火墙作用。

　　第四，亚洲国家普遍保持较高的储蓄率和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为金融体系稳健运行提供了流动性支持。

　　但是，从发展的角度看，亚洲经济体同样面临自身的特殊矛盾，在实体经济层面，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以应对欧美外需相对减弱，对亚洲经济的影响。近年来，亚洲经济增长仍主要以外部需求拉动为主，亚洲区内贸易虽不断增长，但主要为中间品贸易；而亚洲最终产品出口中，约60%输出到美国、日本和欧洲，20%输出到世界其他地区，只有20%留在亚洲市场。与此同时，亚洲这种经济结构也使得亚洲国家积累了规模巨大的，以美元和欧元为主的外汇储备，而这些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最终受制于欧美资产价格。因此，亚洲国家保持经济发展势头的重要出路在于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在金融体系层面，亚洲国家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隐忧：

　　一是支持风险投资的金融体系发展滞后。亚洲国家金融体系普通以间接融资为主导，资本市场内部基于风险分层管理的市场体系和产品体系发展相对滞后，缺乏对于新兴业态和中小企业的包容能力，难以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金融需求。

　　二是金融体系防范风险的能力相对不足。亚洲国家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导致经济金融风险过多的向银行体系集聚，并且在应对流动性需求中，派生了大量表外业务；同时，亚洲金融市场开放和创新程度不高，很多金融机构没有参与全球性竞争的经历，缺乏在复杂国际背景下管理金融风险的经验和能力。

　　基于经济金融的全球性矛盾和亚洲市场的特殊问题，亚洲资本市场建设与发展应当着眼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通过健全和完善亚洲市场的体系结构，满足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需求，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同时，适应金融深化和开放需求，有针对性的完善区域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和控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