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的跷跷板游戏

　　秋风

　　前不久，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发起“万名法官回访万名当事人”活动。该活动第一天，张立勇听到遂平县访民齐东升诉说为两万多元奔波一年多后，带上该人立刻到公路局讨赔款，并获得成功。

　　此事由新闻媒体宣传报道之后，引起热烈争议：有人大声叫好，有人愤怒斥责。叫好的人说，这才是真心为民。不管怎样，这位访民的冤屈得到解决了。斥责的人多为法律人，他们说，张立勇在作秀，这样做根本就是在践踏法治，回到人治。

　　张立勇之如此做法，及由此引起的尖锐对立之争议，乃是当代中国司法陷入困境的一个小小浪花。

　　至少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应当建立法治制度，似乎就成为主流社会的一个共识。规模日益扩大的法律人群体自不用说，经济学也为法治理想提供了一个重要论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就得致力于建立法治制度。新兴的中产阶层群体也相信，法治可以保证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在这种气氛中，法治的构建取得了一定进展，司法体系也似乎向法律人所期待的专业主义方向发展。

　　但是，凡此种种变革似乎并没有显著地增加司法的公正性。有数据表明，在此司法职业化大幅度提升时期，司法腐败并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若干地方法院甚至被连锅端。这样的司法就在制造社会问题，多年的统计表明，与司法有关的上访，始终居高不下。

　　在这种情况下，司法的基本精神进行了一次较大调整。司法的专业主义进程受到抑制，司法政策更多地强调司法为民，调解重于判决。张立勇在河南推出的很多措施似乎就表现了这样的方向，而成为争议的一个焦点。让法律人愤怒的还有一件事：从2008年起，出现了一个降低标准、专门面向司法体系内部人员的“小司考”。很多法律人认为，这样的制度阻滞、甚至破坏了司法职业化进程。

　　但不出意外，司法政策的这种调整也并没有有效地遏制司法腐败，显著提高司法的公正性。最为吊诡的是，张立勇通过非常手段所解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自己所管理的法院造成的。

　　或许可以说，当下中国的司法政策已经陷入一种跷跷板游戏困局中。先在一头努力，发现不能解决问题，就跳到另一头，结果仍然不能解决问题。最有趣的是，这两种在相当程度上相反的司法政策，都是以改革的名义出台的。

　　造成这种困局的制度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更高层面的制度对司法政策和司法改革方案造成严重制度约束，因而，表面上大张旗鼓的司法制度改革，其实是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辗转腾挪的空间实在相当有限。比如，即便在司法专业主义推进的时代，也并没有展开有助于增加法官独立审判之制度变革。反过来，在另一头，过去几年，虽有司法民主的口号，但有助于扩大公众参与司法之渠道的制度变革，一丝一毫也没有发生。

　　但是，司法变革陷入这种困局，与司法界、法律人群体内意识形态压倒理性的心态，也有一定关系。一方面，司法主政者具有一些强烈的信念。但是，这些信念能否与现代司法之基本性质兼容，相关人士对此缺乏理性的深思。

　　另一方面，社会主流人群希望建立法治制度，但是，对于法治制度，人们更多地只有一种笼统的信念，对其具体制度则不甚了了。即便是法学专家，对于优良的司法制度之具体构造，也只有一些一般性的认识，最多只是知道法治健全国家的具体制度安排，而并未深入司法制度原理的层面上进行抽象的一般性思考。由此，他们所提出的法治制度建设方案容易简单化，更多地描述理想。这个方案缺乏最为重要的部分：既有制度与新制度的衔接、转换问题。这些方案对于现实问题也缺乏足够敏感，比如，法律人没有针对民众反映最为热烈的问题，提出在局部改进司法制度的建议，从而借用公众的力量，推动司法体制变革。

　　这样，法律人的完美法治理想，与制度约束下的司法建制之间，就形成了某种情绪性对立。这种对立让理性的司法改革方案更没有办法形成、实施。双方似乎越来越明显地飘浮在信念层面上，而拒绝深入当下中国之司法现实，寻找渐进、但又具有明确方向的变革之道。对于中国的社会秩序良性变化而言至关重要的司法制度转型，也就因为人们普遍的迷茫而不住地向下坠落。

　　这种局面有没有可能改变？改变需要双方同时做出努力，简单地说，双方都需要更多地面对中国的司法现实，深入制度的细节之中，探究从细节上变革的可操作性方案。其实，法院系统的独特性在于，各个地方法院还是有一定的制度创新空间的，比如，张立勇在河南就出台了诸多措施。法律人可以在地方上分散地进行一些细微的制度创新。积少成多，这些创新或许可以推动司法制度之良性变革。

　　法治之气质是理性，或许人们可以期待，法律人能为这个已经过分焦虑、不安的社会，树立一个理性地变革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