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勋：尊重语言的多样性

　　王建勋

　　英国大文豪塞缪尔?约翰逊说：“语言是思想的外衣。”诚然，为了表达思想、抒发情感、交流意见，人们离不开语言。语言不仅是人们传播和交流思想的工具，而且是一种文化传统或者一种文明的载体，甚至它自身也是这种文化和文明的一部分。

　　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的作用，不同的人群和共同体形成了不同的语言，导致人类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据估计，现今世界上有3000-6000种语言——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和界定它。在人类历史上，由于战争、征服等原因，一些族群或者共同体将自己的语言强加给其他的族群或者共同体，尤其是在十六七世纪民族国家出现之后。结果是，一些族群或者共同体的语言消失或者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在很大程度上讲，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强调单一的最高权力中心和整齐划一秩序，不仅要求法律制度的举国一致，而且要求语言文字的大一统。在这种治理模式下，政府往往强力推行某种语言，置其他语言于不顾，甚至采用粗暴的方法对待方言或者少数族群的语言。这样的社会通常将某种语言定为官方语言，并将其作为公文、教育和媒体使用的唯一语言。并且，那里的决策者还喜欢对人们如何使用语言进行管制，通过对语言进行“规范”迫使人们接受唯一的交流用语。

　　尽管这种做法促进了语言的统一，让语言变得更加“纯洁”，但它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强力推行某种语言的后果是让其他的语言边缘化甚至面临消失的危险，而语言是文化传统和文明的载体，语言的边缘化和消失也就意味着某种文化或者文明的边缘化和消失。这不仅对文化或者文明的多样性构成了威胁，而且常常遇到面临威胁的语言共同体的竭力抵制甚至暴力反抗。在很多情况下，这种矛盾很容易演变为族群或者地域之间的冲突，演变为危险的暴力事件甚至战争。

　　一些人错误地认为语言大一统有助于族群或者地域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其实，恰恰相反，强力推行的语言统一会成为族群或者地域之间交流的障碍，会导致不同语言人群之间的反感和仇视。这与中央集权必然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的逻辑一致，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的利益和诉求不受尊重，因而地方的离心和对抗倾向就会加重，地方保护主义甚至分裂主义就会出现。对待地方或者少数族群语言的道理也是如此，如果它们不受尊重，操持此种语言者就会产生抵触心理。

　　过去几十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多样性对于保护面临威胁的文化和文明以及人类和平共处的重要性，开始强调对方言和少数族群语言的尊重和保护，甚至还制定了一些专门的文件或者条约。譬如，欧洲一些国家于1992年制定了《欧洲地区性或者少数民族语言宪章》，要求缔约国对国内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保护。联合国通过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七条也明确规定：“在那些存在着人种的、宗教的或语言的少数人的国家中，不得否认这种少数人同他们的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

　　不少社会都对方言或者少数族群的语言十分尊重，常常把多种语言同时列为官方语言。比如，在瑞士这个只有700余万人口的小国，四种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罗曼什语）都被定为官方语言，尽管只有大约0.9%的人说罗曼什语——被一些人认为只是一种方言。在新西兰，虽然只有不到5%的人口讲毛利语，但它仍被定为那里的官方语言。在印度，尽管全国范围内的官方语言是印度语和英语，但每一个邦都可以确定自己的官方语言，并可以自行决定使用某一种或者几种语言进行治理和教育，至今有22种语言获得了各邦的官方语言地位。

　　在一个越来越强调文化多元主义的时代，尊重语言的多样性变得愈加重要。这不仅意味着人们可以自由地使用本地域或者本族群的语言，而且意味着政府不干涉任何一种语言的使用，尤其是避免强力推行或者禁止某种语言，以及对语言进行不适当的管制，无论它是方言，还是多数或者少数族群的语言。从根本上讲，语言是习惯的产物，是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媒介，是一种典型的自生自发现象，政府不应对其进行人为的干涉。无论是在日常交流还是在教育活动中，如果人们认为有理解和掌握某种语言的必要，他们自己就会学习，政府不需要甚至不应该去强迫他们。

　　有人认为，随着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到来，为了相互理解和交流，有必要推行语言大一统，甚至认为方言或者少数族群的语言体现了落后与愚昧。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极其狭隘的看法。只要还存在着地域之间或者族群之间的差异，只要还存在着知识的地方性，语言的多样性就会存在，而这与先进或者落后毫无关系，也不会妨碍人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因为有需求的人士自然会去学习他人的语言。其实，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各种不同的人群之间为了能够自由而和平地共处，相互尊重对方的语言和文化是一个基本要求。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