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考验全球银行业

　　陶冶

　　主持人：本报记者陶冶 特邀嘉宾：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中心主任刘军红

　　尚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完全复原的全球银行业，在2011年又遭遇了欧债危机的炙烤。原本作为安全资产而被银行大量配置的主权债一时间成了烫手山芋，众多欧洲银行乃至与其业务往来密切的美国大银行都不得不面对潜在资产缩水的风险。而雪上加霜的是，以巴塞尔协议Ⅲ为代表的监管趋严更大大压缩了银行业的融资空间，加大了后者的短期流动性风险。就2011年全球银行业发展的相关话题，本报记者与两位专家进行了独家对话。

　　主持人：如何看待全球（主要是欧美）银行业的现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旧有问题是否得到解决？欧债危机又给银行业带来哪些新问题和风险？可能的风险传递链条是怎样的？

　　宗良：当前全球银行业仍面临严峻挑战。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特别是欧美银行业经历了艰难的调整与重新洗牌。各国政府应对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金融市场信心，但尚未解决引发危机、危机深化和蔓延的根本问题。如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衰退、金融机构有毒资产远未核销、大规模去杠杆化冲击实体经济等。由于欧洲主要商业银行持有大量债务危机国家的国债，且商业银行彼此之间也相互持有对方发行的债券，使得债务危机容易传导，引发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同时，市场对欧债违约的担心又推高了这些国家国债的利率，使得欧洲各国政府财政、经济雪上加霜，银行业的经营环境更加恶劣。银行业在欧元区金融系统中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而欧元区银行在全球金融系统中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如果任由危机蔓延，将会对欧元区经济甚至全球经济产生较大冲击。

　　目前，美元仍是全球最重要的货币，其结算和储备货币地位在较长时期内难以动摇。欧洲银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流动性枯竭和资本金不足，欧元区的债务矛盾可能集中凸显。2012年上半年，欧元区部分债务到期，欧洲银行业可能会面临较大的债务问题。与此同时，欧元区银行需履行巴塞尔协议Ⅲ关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欧洲银行业的压力。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相比，当前的欧洲银行业危机涉及的金融主体并不复杂，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债务危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经济危机的恶性循环和风险蔓延，欧洲银行业面临的风险将在可控范围内。

　　刘军红：当前美欧银行业的最大问题就是资产负债表问题，不良资产、潜在不良资产乃至担心未来不确定的资产，这部分资产份额过重或者被高估导致银行不得不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卸载资产，二是惜贷，结果导致市场信用萎缩，致使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或超低利率政策无效，难以刺激形成经济复苏局面。而在全球市场相通的条件下，部分国家，如美国的超宽松金融政策，难以在本国形成市场信用扩张效果，资金漫过美国市场流入新兴国家市场或者商品、债券市场，形成“政策泄漏”，给后者带来负面影响。

　　2008年后，所谓有毒资产处理似乎陷入螺旋恶化的怪圈，“次贷资产”因美国房价持续低迷不振并未完全消除；欧债问题又进一步形成新的毒素，而美欧金融关系导致的潜在银行间毒性资产不断表现，以至于导致部分金融中介机构破产。这给银行平衡资产负债表增添了新难题，也加剧了市场信用萎缩。欧债给银行带来的问题在于，原本银行持有国债的目的在于优化资产。而当欧洲的部分国债不降级或存在违约风险时，其资产价值缩水，特别是其背后的“违约掉期率”上行，银行资产不良化加剧，不仅带来经营风险，也直接威胁其自有资本。

　　面对金融系统风险和巴塞尔协议Ⅲ的严格化，银行不得不进一步紧缩信贷、倾卸资产，进而导致信用进一步萎缩。目前看，其影响路径是卖掉其他国家资产或经济形势表现低滑的国家和地区的资产。直接影响是美元流动性紧缺，国际商品行情走低，部分资源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随之下滑。世界经济的复苏动力不足，有可能形成新一轮下滑风险。

　　主持人：过去一年，全球银行业经营业绩大幅下滑，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看待危机后银行业收入结构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于未来银行业发展方向的影响？

　　刘军红：准确说应该是部分银行业业绩不佳，部分银行业业绩相当不错。这主要与银行的资产结构和经营结构有关。而从银行分布上看，业绩好的银行在欧美日都存在，业绩差的银行也是分布不均，与国家和地区似乎没有必然联系，而与经营理念、资产结构、经营方式有直接联系。总体看，持有“问题欧债”比例高的银行则风险越高，业绩越差；积极展开金融中介业务的银行，而并不过多持有债券资产的银行其业绩越好，但日本的银行稍有例外。

　　宗良：过去一年，全球银行业经营业绩大幅下滑，欧美银行业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令人堪忧。首先，危机导致欧美经济体基本面不佳，银行业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其次，欧美国家应对危机所采取的去杠杆化操作，以及监管层面的约束强化，导致欧美银行业以往的高盈利不可持续。第三，欧洲主权债务风险进一步恶化，而债务危机很容易传导到银行业，引发银行业系统性风险，这就意味着这些银行需进行额外的资产拨备和减记，从而导致其业绩下滑。危机充分暴露了金融过度膨胀的弊端，成为全球进一步变革金融体系、根除盲目投机的契机，金融业的发展将继续呈现向传统功能回归的趋势。

　　主持人：如何看待监管环境变化给银行业带来的影响？巴塞尔协议Ⅲ以及欧洲提出的更严厉资本充足要求等措施是否会加剧眼下危机？

　　宗良：监管环境的变化对银行的不同业务以及不同资产负债结构的银行影响程度会有所不同。总体上看，较为严峻的监管环境可能会较大程度地约束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巴塞尔协议Ⅲ确立的银行资本新标准比较严格，新的资本结构可能会影响到金融业的商业模式和业务模式。

　　鉴于巴塞尔协议Ⅲ设定了较长的过渡期，短期内其巴塞尔协议Ⅲ对商业银行的冲击比较有限。但是从长期来看，为了监管达标，未来几年全球银行业需要从不同途径进行较大规模融资，对全球银行业会产生影响。总的来说，巴塞尔协议Ⅲ在改善资本结构和补充资本规模、加强系统性风险和流动性风险防范的同时，将减缓全球银行业发展步伐。但是，不同区域和不同规模的银行承受的压力是不同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面临的压力可能小一些。由于面临融资压力和严格的监管，特别是面对欧盟提出的9%的新资本充足率要求，使得欧洲银行业所受的冲击可能最大。去杠杆化是增强银行抗风险能力和金融体系稳定性的重要手段，但是，监管当局应当权衡好短期的流动性风险和长期的资产质量风险之间的关系。

　　刘军红：银行监管严厉化对银行经营有直接影响，原因是巴塞尔协议Ⅲ以及欧洲更严厉的资本充足要求等措施，给银行经营直接带来束缚。在资产选择上，银行不得不考虑资本充足问题，而监管的严厉化并不一定必然带来银行系统的安全。银行系统安全的根本在于全球经营系统规则的一致，简单的资本规则并不能决定经营和资产的质量。目前和可预期的未来监管严厉化，其方法恰恰集中于资本管束，其结果必然带来信用萎缩，而面对“资产负债表型”的危机，其短期的负面作用更大，会加剧危机恶化。从日本的经验看，当前保持适度的低利率和量化宽松，并辅附之以财政健全政策（连续适度的财政紧缩，日本大致实行了近10年），给银行创造一种解决不良债权的政策环境是有效的。这也是为监管当局平衡长短期风险创造条件的方法。

　　主持人：在美欧债务危机以及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全球银行业未来发展是否也会出现某种力量对比的变化？美欧银行业的问题以及不利外部环境是否会成为新兴经济体银行业的机会？还是会给其带来负面影响？为什么？通过怎样的渠道？

　　刘军红：国际银行业出现了大型化、巨型化以及综合化的发展态势，跨国经营已经实现。美欧银行的问题并不仅限于美欧，其美欧银行中也有相当是健全的。今后的全球银行发展格局，似乎很难用国别（或地区别）界定，也不一定必然会带来新兴经济体国银行发展的机会。银行的发展，特别是跨国业务的展开，与银行的治理系统、经营系统和资产及其发展系统有直接关系，也与本国的银行发展政策和制度有关，更与银行发展的理念有关。是为创造价值提供服务，还是为虚拟价值而谋求生存，恐将决定银行发展的根本前途。而从经济发展所需的整体金融制度上看，银行并不是唯一的存在主体。完全或主要依赖银行的“间接金融制度”并不能支撑起完整的国民经济发展，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主导的“直接金融制度”是经济富有创新性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制度。经济创新性发展、构建创新性结构和制度，确保新陈代谢功能，才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宗良：伴随2011年巴西将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第六大GDP国家，新兴产业经济体在全球经济金融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增强。欧债危机使得银行业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增强了银行系统转型的压力，并购和重组可望成为市场热点。这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由于金融监管趋严、杠杆率下降和信贷疲软，美国银行业很难重返高盈利的时代。在美欧债务危机以及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欧洲银行业所受冲击最大，有关预测表明欧洲银行业的资本缺口达千亿美元以上，欧元区银行盈利的前景也将受到各国紧缩政策的威胁。相对于欧美银行业的整体疲态，亚太和拉美等新兴市场国家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少数发达国家银行业稳定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