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项原来不读书

　　羽戈

　　韩寒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被戏称为“新三篇”。大概在伟大领袖的“老三篇”之后，再也没有哪三篇文章，能生出如此浩荡的社会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批评与赞扬，犹如针尖对麦芒，我读过两篇评论，其一名曰“可惜韩寒不读书”，其二名曰“所幸韩寒不读书”。且不计作者结论如何，“韩寒不读书”这一点，倒是坐实了。

　　在我看来，韩寒的文章，可谓“卑之无甚高论”，所论皆为常识。这不是贬义，而是最真挚的褒奖。在一个常识严重缺席的国度与年代，韩寒的努力尤为可贵。言说常识，往往并不需要读书破万卷；读书多了，有时反而迷失于宏大而空虚的理论与概念，弃常识若敝屣。由此而论，韩寒不读书，倒不是什么罪过。当然，不必为此三呼“所幸”，对于一个以自由、独立思考自命的人，不论读几多书，都不至改变他对常识本位的坚守。

　　“新三篇”的问题，其实与读书多寡无关。尤其是《谈革命》一文，所受批评，多指韩寒对革命的定义过于狭隘，对革命的诠释过于浅薄。百年来，我们对革命的姿态，常常陷入非此即彼的两极，一度是极端迷恋，一度是极端恐惧，一度对其甘之若饴，一度视其为洪水猛兽，一度连灵魂深处都要爆发革命，一度却主张告别革命，挥手从兹去，此生不愿再会。韩寒毋宁步入了后一极。殊不知，革命未必要流血，要暴力，要化作遍地狼烟，它还可以表现为一种政治压力，促动政治棋局之上的改革如过河卒子一路向前。因为，改革的阻力有多大，革命的引力就有多大；革命的压力有多大，改革的动力就有多大——此即改革与革命的辩证法。大多读书人都未必明白这一点。韩寒见不及此，并非不读书之过。

　　我要谈的主题是读书，且抛开革命不论。说“韩寒不读书”，只是就人论人，就事论事，并非鼓励世人不去读书。数十年前，中国兴起了一股反智主义的政治潮流，宣扬“读书无用论”，而今似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前不久有一则新闻，陕西农民韩培印，为了供养儿子读大学，卖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49岁那年，进西安城当农民工。当儿子大学毕业，他以为可以坐享胜利的果实，却发现，大学生儿子每月的工资还不如他这个农民工老子，这不由他感慨上大学无用，读书无用：“当年不让娃上学，给他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与此相关的争论，大多纠结于韩培印及其子的悲惨遭遇，能否放之中国而皆准；以及，儿子的工资暂时低于父亲，并不代表永远低于父亲等。我们不能说，这般争论毫无意义；然而，争论者依旧徘徊于用工资（金钱）衡量读书之用，正如在韩寒的“新三篇”所激起的热烈争论当中，有人用理论之深度（学术）衡量读书之用——倘如此，读书无用的论据，的确比比皆是，远远多于读书有用的论据。因为许多人读书，并非为金钱、学术而读，甚至不是为追逐知识和真理而读。

　　2011年年初，我读到伊朗裔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在那个杀机四伏的革命年代，纳菲西辞去大学教职，在自己家里办了一个阅读沙龙，与她挑选的七位最优秀用功的女学生一起，读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等被伊朗政府明令禁止的小说。“尽管纳博科夫的小说艰涩难懂，我们仍对他保持一份特殊的感情……我们出自本能地理解认同他的小说和人生。其中透露，当所有选择都被剥夺，还有追寻无限自由的可能。”她们从《洛丽塔》里读出了自由；况且她们的阅读之本身，便是一种对自由无所畏惧的追寻。此时此刻，读书之用，不是金钱，不是真理，而是自由，是支撑读书人在一个寒冷而黑暗的王国生存下去的最大力量。反之，由公权力所主张的反智主义的“读书无用论”，所剥夺的不仅是国民的知识，还包括自由和生命。

　　读书与否，从来就不该成为一个问题。不论是韩培印的大学生儿子的低工资，还是“韩寒不读书”，都不能构成我们阅读之旅的路障。而且，“韩寒不读书”，近乎是一句戏言。有什么证据证明韩寒放弃了阅读呢，只是就他的文章而论，天才的一面压过了知识化的一面，他坚守常识的言说方式拒绝学理的包装，以及他的学历与经历，给人们留下了他读书不多的误会——我愿意相信，这只是一个误会。

　　其实，对禁书者而言，相比读书人，不读书的人也许更可怕。这一面是因为，哈维尔所言的“巨大的沉睡的善意”，不是潜伏于书本，而是人心；另一面，诗人章碣早就指出了革命的真谛：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作者为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