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项原来不读书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1-12-31 08:19 来源: 中国经营报羽戈
韩寒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被戏称为“新三篇”。大概在伟大领袖的“老三篇”之后,再也没有哪三篇文章,能生出如此浩荡的社会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批评与赞扬,犹如针尖对麦芒,我读过两篇评论,其一名曰“可惜韩寒不读书”,其二名曰“所幸韩寒不读书”。且不计作者结论如何,“韩寒不读书”这一点,倒是坐实了。
在我看来,韩寒的文章,可谓“卑之无甚高论”,所论皆为常识。这不是贬义,而是最真挚的褒奖。在一个常识严重缺席的国度与年代,韩寒的努力尤为可贵。言说常识,往往并不需要读书破万卷;读书多了,有时反而迷失于宏大而空虚的理论与概念,弃常识若敝屣。由此而论,韩寒不读书,倒不是什么罪过。当然,不必为此三呼“所幸”,对于一个以自由、独立思考自命的人,不论读几多书,都不至改变他对常识本位的坚守。
“新三篇”的问题,其实与读书多寡无关。尤其是《谈革命》一文,所受批评,多指韩寒对革命的定义过于狭隘,对革命的诠释过于浅薄。百年来,我们对革命的姿态,常常陷入非此即彼的两极,一度是极端迷恋,一度是极端恐惧,一度对其甘之若饴,一度视其为洪水猛兽,一度连灵魂深处都要爆发革命,一度却主张告别革命,挥手从兹去,此生不愿再会。韩寒毋宁步入了后一极。殊不知,革命未必要流血,要暴力,要化作遍地狼烟,它还可以表现为一种政治压力,促动政治棋局之上的改革如过河卒子一路向前。因为,改革的阻力有多大,革命的引力就有多大;革命的压力有多大,改革的动力就有多大——此即改革与革命的辩证法。大多读书人都未必明白这一点。韩寒见不及此,并非不读书之过。
我要谈的主题是读书,且抛开革命不论。说“韩寒不读书”,只是就人论人,就事论事,并非鼓励世人不去读书。数十年前,中国兴起了一股反智主义的政治潮流,宣扬“读书无用论”,而今似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前不久有一则新闻,陕西农民韩培印,为了供养儿子读大学,卖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49岁那年,进西安城当农民工。当儿子大学毕业,他以为可以坐享胜利的果实,却发现,大学生儿子每月的工资还不如他这个农民工老子,这不由他感慨上大学无用,读书无用:“当年不让娃上学,给他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与此相关的争论,大多纠结于韩培印及其子的悲惨遭遇,能否放之中国而皆准;以及,儿子的工资暂时低于父亲,并不代表永远低于父亲等。我们不能说,这般争论毫无意义;然而,争论者依旧徘徊于用工资(金钱)衡量读书之用,正如在韩寒的“新三篇”所激起的热烈争论当中,有人用理论之深度(学术)衡量读书之用——倘如此,读书无用的论据,的确比比皆是,远远多于读书有用的论据。因为许多人读书,并非为金钱、学术而读,甚至不是为追逐知识和真理而读。
2011年年初,我读到伊朗裔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在那个杀机四伏的革命年代,纳菲西辞去大学教职,在自己家里办了一个阅读沙龙,与她挑选的七位最优秀用功的女学生一起,读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等被伊朗政府明令禁止的小说。“尽管纳博科夫的小说艰涩难懂,我们仍对他保持一份特殊的感情……我们出自本能地理解认同他的小说和人生。其中透露,当所有选择都被剥夺,还有追寻无限自由的可能。”她们从《洛丽塔》里读出了自由;况且她们的阅读之本身,便是一种对自由无所畏惧的追寻。此时此刻,读书之用,不是金钱,不是真理,而是自由,是支撑读书人在一个寒冷而黑暗的王国生存下去的最大力量。反之,由公权力所主张的反智主义的“读书无用论”,所剥夺的不仅是国民的知识,还包括自由和生命。
读书与否,从来就不该成为一个问题。不论是韩培印的大学生儿子的低工资,还是“韩寒不读书”,都不能构成我们阅读之旅的路障。而且,“韩寒不读书”,近乎是一句戏言。有什么证据证明韩寒放弃了阅读呢,只是就他的文章而论,天才的一面压过了知识化的一面,他坚守常识的言说方式拒绝学理的包装,以及他的学历与经历,给人们留下了他读书不多的误会——我愿意相信,这只是一个误会。
其实,对禁书者而言,相比读书人,不读书的人也许更可怕。这一面是因为,哈维尔所言的“巨大的沉睡的善意”,不是潜伏于书本,而是人心;另一面,诗人章碣早就指出了革命的真谛: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作者为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