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与启示

　　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至今已有3年，但危机幽灵依然在全球游荡，次生危机接二连三，世界经济满目疮痍，衰退阴霾笼罩全球。欧美主权债务危机相继爆发，发达经济复苏低迷，深陷高失业、高债务泥潭；新兴经济扩张强劲，但热钱涌入、资产泡沫、通货膨胀；全球贸易战与汇率战此起彼伏。凡此种种都与国际金融危机密不可分。可见，总结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教训，意义十分重大。

　　众所周知，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源自美国次贷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下的第一场金融危机，也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成因非常复杂。直接导因有经济金融化、金融证券化、金融全球化等，金融创新过度，政府监管不力，是美国虚拟经济膨胀的必然结果。深层原因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失败，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严重后果，更是上层建筑(国际经济秩序)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脱节的必然结果。从中得出的主要教训与启示有：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颠倒

　　理论上，虚拟经济应是实体经济的润滑剂，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依附经济；但实践中，虚拟经济日益膨胀，不但远离实体经济，而且牢牢绑架了实体经济。应该说，经济金融化是发展趋势，但必须适度而非无度膨胀。这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华尔街金融海啸刹那间蔓延全球，将世界经济推入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大衰退”便是最好的佐证。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金融业加速发展，产能严重过剩。据IMF统计，全球金融衍生品总值从2002年的几十万亿美元暴增至2008年的600多万亿美元，而全球产出从33.2万亿美元增到61.2万亿美元，衍生品与GDP之比大幅增长。尤其是金融衍生品游离于常规证券交易之外，缺乏监管，极易泛滥成灾。

　　金融资产迅猛发展，造就了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培育出大批规模庞大的金融机构，如花旗、高盛等，推动美国乃至世界经济金融化不断深化，结果导致虚拟经济不断扩张，实体经济日益萎缩。如在美国经济中，实体经济创造的GDP占比、制造业创造的GDP占比不断下降，而金融业创造的GDP占比却不断上升。

　　虚拟经济不靠生产或服务生财，只需不断“创新”。加之，高杠杆率与资产证券化推波助澜，以及发达的信息技术与网络工具，使华尔街的创新不断翻新。例如2007年底，美国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自有核心资本为800亿美元左右，却支撑着高达几万亿美元的房地产担保，杠杆率非常高。一个被完全虚拟化的经济，怎能实现均衡、持续、强劲发展而不发生金融危机？而资产过度证券化拉长金融交易链条，使金融衍生品越变越复杂，金融市场就变得越来越缺乏透明度，以致最后无人关心其金融产品真正的基础是什么，更不知其中蕴含怎样的巨大风险。最终，虚拟经济完全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

　　据统计，全球每天外汇交易量达几万亿美元，而与实体经济相关的只占较小比例，在美国纽约交易的原油期货中，大部分被游资操控。

　　金融创新过度与金融监管不力

　　市场“看不见的手”与政府“看得见的手”一硬一软，即金融创新过度与金融监管不力，是引发本轮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时任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极力推崇新自由主义，认为“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积极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政府对金融的监管，强调市场自我调节。结果，美国监管当局不断放松对金融活动的监管，金融机构的行为缺少起码的制约。无规制、无监管、无规则，成为金融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还要看到，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与金融市场体系之间存在巨大矛盾，监管体系初建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是根据1933年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奠定的分业监管架构，而金融市场是依据上世纪90年代末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建立的，严重凸显三对矛盾：“监管重叠”与“监管缺位”、推诿扯皮与相互牵制、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结果是，市场经济的基础（道德与信用）和前提（规制与监管）都不存在，或至少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用。这在华尔街金融风暴中暴露无异。

　　原有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美国经济是一个典型的信贷经济，从政府到个人都负债累累。由于虚拟经济膨胀，使人们错误地认为，经济只会越来越繁荣，因而日益依靠负债来支撑各种支出。加之金融机构增大杠杆率，美联储放开流动性供应，即使信用极差的借款人也能轻易借到大额贷款。尤其是，资产证券化使当代美国人提前支取下代或下下代的钱，由此过上富裕日子。典型案例是，本世纪初网络股泡沫破灭后，美联储以低利率和次贷手段，给美国创造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以此维持经济虚假繁荣。财富效应则让美国人疯狂消费，寅吃卯粮使生活虚假富裕。结果，个人消费占GDP比重上升，私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下降，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逆差，国际资本和商品加速流入，使经济发展严重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