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税痛感能否减轻

　　郭晋晖

　　广东中山的任女士常常去澳门购物，她发现澳门日用商品价格普遍低于中山，奶粉、纸尿裤、化妆品自不必说，就是一支棒棒糖也比内地便宜——一支日本原装“不二家”的棒棒糖在澳门的价格是8澳门元，而在中山的吉之岛百货要卖到12元人民币，价格整整翻了一倍。

　　这背后，正是税在起作用。

　　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中，中国人对于“纳税”二字的理解更加深刻。从年初的馒头税到年中的房产加名税再到年末的车船税，百姓的“税痛感”伴随着中国财政收入的快速攀升而与日俱增。

　　2011年全年财政收入超10万亿已经成为定局，一方面是政府多次公开表态要进行结构性减税，另一方面，百姓却似乎很难感到政策的实惠，这其中到底出现了什么偏差？在接下来2012年，百姓的“税痛感”能否减轻？

　　减税的秘密

　　2011年可以看做是中国结构性减税“元年”，在这一年中先后调整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推出了房产税试点、提高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在上海开始增值税扩围试点，并正式出台了资源税试点方案等等。

　　从减税的项目可以看出，政府的这一轮减税体现了两个特点，一是集中于小税种，二是“有增有减”。由于整体减税规模不大，再加之是“有增有减”的改革，这使得百姓很难对结构性减税有更加积极的感受。

　　个人所得税是2011年最大的减税税种，9月以来的数据显示，平均每月减税规模在100亿左右。但根据2010年全年公共财政的收支数据，个人所得税只占到全部财政收入的6.6%。而且此次个人所得税改革并没有设立动态调整的机制，同时也没有降低法定最高边际税率，从而使得一部高收入者税收负担增加。因此，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调整并不会影响到财政收支的全局。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去年财政部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措施，吸引了公众的眼球，但实际上减税的规模并不大。

　　政府的减税颇有“避重就轻”之嫌：主要集中于一些税基比较小的税种。比如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提高他们的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以及减免金融借款合同的印花税，以及最近刚刚出台的免除蔬菜流通环节的增值税等等均是非常小的税种，在财政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

　　中国的税制与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是以间接税为主的国家。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要占到财政总收入的70%以上，但在这几个大税种上，政府的减税步伐慎之又慎。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认为，目前减税规模维持在百亿、十亿的水平，力度还不够，至少要达到几千亿才能够真正发挥效应。

　　施正文认为，若要达到这么大的减税规模，只有从大税种入手才会有可能。他建议全面降低增值税的税率，比如从现在的17%降到10%,这一方面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另一方面也能创造空间使企业向消费者让利。

　　高物价背后的税负

　　个人所得税作为直接税，应该是对百姓钱包有最直接影响的税种。提高起征点之后纳税人群由原来的8400万人减少为2400万，这本应该是一项有着明显减税效益的举措，但它所带来的减税效应却很快被高物价和高收费所抵消。

　　在一所高校工作的刘女士个税改革之后变为“零税负”人士，每月可以少交税款122元，但她很快发现，北京停车费开始猛涨，商场中的羽绒衣开始猛涨，她实际的购买力严重下降。

　　由于“消费者=纳税人”这一观点在2011年得以更大范围普及，刘女士惊讶地发现原来商品价格中已经包含了各种税负：馒头要交17%的增值税，iPad要交17%的增值税，根据现行进出口税则，进口香水要缴纳10%的关税、17%的进口货物增值税和30%的进口货物消费税。

　　税负已经成为国内物价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一支进口的棒棒糖到一辆中高档汽车，中国商品的价格全面高于发达地区，国内外价格的“倒挂”使一部分消费需求流到了国外。

　　根据中国的税法，这支棒棒糖进入内地后需要交纳关税、增值税、城建税、教育附加费以及企业所得税等等，这些税负由企业代交，但最终仍然由消费者埋单。

　　商务部基于启动内需的考虑于2011年下半年向外界释放将要下调奢侈品税，有部委随即表示反对。这场讨论最终不了了之，政府并没有出台下调奢侈品关税及消费税的政策。

　　杨志勇还认为，增值税作为第一大税种，下调是非常困难的。但消费税调整起来比较便利，税目税率设置也很容易，因此他建议政府应该考虑尽快启动下调消费税的改革。

　　杨志勇认为，个税改革对减轻百姓“税痛感”有直接影响，虽然短期内不可能再调起征点，但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工资之外的薪金收入、福利收入、年终奖等可以进行减税设计。

　　中国百姓“税痛感”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财政支出的问题，过多的财政收入用于政府投资，甚至是政府行政管理费用，从而挤占了民生的支出。2012年要从根本上减轻百姓“税痛感”，政府支出改革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