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的终结

　　[ 新兴大国的崛起终结了短暂的“单极时刻”，结果可能是中美竞争的两极体系，或者包括诸多实力不等大国的多极体系。美国可能仍然是最强大的，但是它的全面领导范围已经缩小，并将继续缩小 ]

　　作者：史蒂芬·沃尔特 （Stephen M.Walt）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Robert and Renee Belfe 讲席教授

　　来源：《国家利益》2011 年11/12 月号

　　译者：许钊颖（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自1945 年以来，美国就拥有占主导权的世界性权力，美国领导人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致力于维持这种优势。因为这种优势使其他国家不太可能直接威胁美国及其重要的利益，为创造更为平稳的国际环境做出了贡献。

　　但当一个国家独立处于权力塔尖的时候，它除了下降没有别的出路。因此尽管这种前景还很遥远，美国人一直在担心可能到来的衰落。从那时候起，很多著作和文章都就美国的主导权能够持续多久进行了辩论。但所有对美国优势的持久性的问题论述的主角大多问了错误的问题。问题并不是美国是否会效仿英国从霸权行列跌落，或者经历其他形式的灾难性衰落，而是：大家所认为的“美国时代”是否已经接近尾声？或者明确地说，可能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不能够施加和过去一样的影响力了。如果这种情况属实——我也相信如此——那么美国必须设计出一套大战略来告知这种新的现实，并仍运用美国持久的资产来推进国家利益。

　　

　　美国的鼎盛时代

　　美国时代始于二战结束初期。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毁掉了欧洲的霸权。之后，权力已经向有利于美国方向倾斜。美国是当时的主要债权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和空军，产业基地首屈一指，独占核武器以及全球范围内一系列的军事基地。通过支持去殖民化，以及通过马歇尔计划力挺欧洲重建，美国获得了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认可。最重要的是，美国占据了显著的有利地缘政治地位。

　　美国利用这种引人瞩目的优势在二战结束后的10年里，创造并领导了一套几乎是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安全和经济秩序。不仅将大部分世界带入了大体由美国搭建的机制中（如联合国、世界银行、IMF 和关贸总协定），而且在之后几十年它保持着在这些协定中的主导影响力。

　　在欧洲，马歇尔计划复兴了地区经济，隐蔽的美国干涉帮助确保了共产党无法夺取权力，北约维护和平并缓和了苏联的军事压力。美国在亚洲同样建立起了持久的安全秩序，并将这些国家纳入一个逐渐自由化的世界经济中来。在中东，美国帮助建立并保护了以色列，但同时也和沙特、约旦、伊朗王国和其它几个较小的海湾国家建立了紧密的安全纽带。美国同样将霸权地位延伸到了西半球，用各种方式驱逐该地区的左翼政府。在非洲，一个看似并不重要的区域，美国所做的足以确保自己适度的利益得到保护。

　　此外，尽管美国的地位有时会受到挑战（在越南的失利是最显著的例证），但美国的总体地位从来没受到威胁。一个只有世界5%人口的国家，能够在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组织起有利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并且数十年维系，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件十分不寻常的事。但实际上这正是美国从1945 到1990 年所做的一切。于此同时，它还享受了现代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无可比拟的，长达半个世纪的经济增长。

　　苏联解体使美国成为了单极世界里的唯一超级大国。根据前国家安全顾问布兰特·斯考罗夫特的说法，美国发现自己“独自站在权力之巅，它过去是、现在也是历史上空前的情形，这赋予了我们塑造世界的最宝贵的机会”。这是一个成功的时刻——美国时代的顶点——但是胜利的焰火遮蔽了我们的双眼，我们没有看到引领这个时代走向终结的趋势和陷阱。

　　

　　美国权力面临的挑战

　　1、新兴大国的崛起

　　过去20 年见证了新力量中心在几个关键地区的出现。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中国爆炸性的经济增长无疑是几十年最显著的地缘政治进展。如果中国和以往的大国一样，那么它会试图用增长的实力来保护不断扩大的影响区域。这种情况会鼓励北京挑战当前美国在亚洲的作用。同样，如果美国在东亚和印度洋维持亚洲同盟以及相当规模的军事存在，中国注定感到不安，为中美之间的安全竞争埋下隐患。昔日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也被几个关键地区崛起的大国逐渐破坏，最显著的是印度、土耳其和巴西。这些国家在过去十年中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他们变得更愿意独立于美国意愿来主导自己的发展走向。

　　2、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崩溃

　　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崩溃警示这美国主导权的加速下降，并强调着美国权力的局限性。单是伊战的花费就超过3 万亿美元，而结果可能只是建立一个不稳定的准民主国家，公开憎恨以色列，并至少部分同伊朗结盟。漫长的阿富汗战争则更可能以非常糟糕的方式结束，尽管奥巴马政府最后抓住了本·拉登，但漫长且代价巨大的消灭塔利班、在阿富汗建设西式国家的尝试已经失败了。此时，唯一有趣的问题是美国是否会尽快脱身，还是会慢慢来。

　　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并不仅是代价惨重的自毁这么简单，它们也雄辩地证明了美国军事力量的局限性。正如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表明，一旦引起问题的政权被取替，美国无可匹敌的力量投放能力在建设有效的政治秩序方面基本没有什么用。

　　3、大中东的动荡

　　“阿拉伯之春”让美国大吃一惊，而且美国的反应进一步突显出其在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形势方面能力的下降。在简单地试图支持穆巴拉克政府之后，奥巴马政府再次同挑战现存地区秩序的力量结盟。他给了一个典型的雄辩的演讲来支持变革，但在这一地区并没有人关注。

　　美国下降的影响力也表现在它在解决巴以冲突中的一再失败。事实证明了美国不能扮演一个有效的、公平无私的斡旋者。奥巴马曾经提倡的“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看似创造了一个简短的希望重生的时刻，但在以色列的毫不妥协和国内的政治压力之下逐步退却，使美国的公信力降至历史新低。

　　4、经济实力受挫

　　最近的一系列经济倒退将会给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雄心带来更多的限制。布什政府留下了迅速升高的预算赤字和高企的联邦债务。再加上金融危机要求巨大的财政救助款来拯救金融部门，导致了美国短期财政预算的的短缺。

　　金融滑坡同样损害了美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因素，这就是在经济政策能力和诚信方面的声誉。在90年代，一个表面上健康的经济给了美国官员夸耀自己的权利，并使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华盛顿共识”看起来像是唯一的选择。但目前非常清楚，美国的金融体系自身已经被严重腐蚀，经济增长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一个臆想的泡沫。

　　美国的对策：重拾离岸平衡之策

　　因为美国领导人犯了一系列昂贵的错误，美国时代的黄昏提前到来了。但如果我们吸取正确的教训并作出及时的调整，过去的失误就不会使美国未来的地位受到进一步的侵蚀。

　　美国需要明确优先方向，并采取脚踏实地的理性的方式来确保我们最重要的的利益。当美国陷入危机时，最重要的是聪明地使用美国力量，要“有意识地选择”我们的目标和手段。美国不是要做几乎任何区域的“不可或缺国家”，而是要辨别出如何成为有连带关系的地区的决断性力量。

　　美国应该避开对国家建设的着迷，以及反对暴乱的冲动，并回归一些人（包括我在内）所认可的离岸平衡的大战略。离岸平衡试图在西半球保持具有善意的霸主地位，并维持欧亚大国及海湾产油地区的力量平衡。

　　在未来几十年里，美国应该将主要的战略重心转移到亚洲。这不仅是因为这一地区经济重要性的迅速上升，也因为中国是我们面临竞争的唯一潜在对手。坏消息是中国可能变成比以往的苏联更具威胁性的对手；好消息是中国上升的地位已经在亚洲敲响了警钟。美国需要在做太多（这将会使同盟者搭便车）和做太少（这将可能导致一些国家倒向中国）之间掌握好火候。为了获得成功，美国必须保持在这一地区空军和海军的部署，密切留意这一地区变化的军事和政治环境，并花时间和精力来管理一个巨大的、潜在的，容易起摩擦的亚洲伙伴联盟。

　　也许最重要的是，在大中东地区，离岸平衡提供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方法。这一地区的石油是美国的战略利益所在，而且我们对保护以色列有道义上的责任。80年代美国支持伊拉克反对伊朗，美国海军在两伊战争期间为油轮护航，但只在力量平衡完全被打破时才部署陆军和空军，正如在伊拉克偷袭科威特时所做的那样。这种战略也许并不完美，但是却在40 多年里以最小的代价维护了美国的核心利益。

　　不幸的是，美国在1991年之后抛弃了离岸平衡，它首先尝试了“双重遏制”，并在实践中同时与相互交恶的伊拉克和伊朗为敌。布什政府在“9·11”之后加深了这种错误，采取更为愚蠢的“地区转型”战略。因此，美国应该尽快回归离岸平衡，从伊拉克和阿富汗脱身，以正常国家的方式对待以色列，而不是无条件的支持，并且依靠中东、欧洲和亚洲的当地盟友来维护和平，而只在需要时施以援手。

　　

　　未来多极世界中的一极

　　不过，美国作为一个主要大国的命运还没有结束，也并非是注定变成未来多极世界中几个平等力量之一。

　　美元仍然是世界储备货币，许多国家仍然寻求美国的保护。此外，美国可以保障长期投放潜在势力。俄罗斯、日本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人口都在下降，并出现老龄化，这将会限制他们在未来几十年经济增长的潜力。

　　实际上，从某些方面来，美国的战略地位处在比以往都有利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膨胀的军事开支成为一个谜的原因。如果没有额外的自我损害，从任何方面来说，美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都不会从超级大国的序列中跌落。无论未来的世界是单极的、两极的或多极的，美国都将成为其中一极——而且几乎肯定是最强大的一极。

　　因此，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迫近的大国争霸，而是累积的债务、脆弱的基础设施和迟缓的经济带来的三重打击。在当前和今后，能够继续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军事力量的唯一方法是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这意味着有更好的基础教育学校，最好的一批大学，首屈一指的科学设施，以及能够提高生产率，并能让国外到访者赞叹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应该把美国时代的结束看做是一次重新平衡我们国际负担，并和聚焦于国内需要的机会，而不是以怀旧之情回顾过去。目前一个把更多注意力放到“山巅上的光辉之城”的时候，尽管这个目标常被提及，但仍然有待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