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忘却的遗产

　　谭薇/编译

　　[ 历经数世纪的战争、政变、闭关和经济衰退而不倒，仰光的殖民建筑群至今仍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 ]

　　1889年3月，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度过了他在仰光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晚上。坐在英国军官最常光顾的勃固俱乐部里，用炖得酥烂的羔羊肉下酒，就连那鲜血淋漓的战争故事也变得醉意醺然。是夜，这位18年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下了那首不朽的《通往曼德勒之路》。

　　勃固俱乐部的生命已在半个世纪前走到尽头，只余残垣断壁引人遐思。坐落于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商场和公寓楼的背后，竟还有这样一个秘密花园般的存在。昔日戒备森严的铸铁大门早已是锈迹斑驳，无人看守；尖顶屋两端的山形墙和咖啡色的建筑群亦是难掩颓势；残破的窗棂、东倒西歪的柚木门柱、杂草丛生的庭院无一不透出衰败的气息。当你沿着摇摇晃晃的楼梯抵达空旷的餐厅时，窗外的喧嚣却于倏忽之间沉入寂静，仿佛可以看到满屋子的英国军官，清一色的白衬衫卡其裤，正为如何吞并上缅甸而争论不休。

　　一个不幸的消息是，这幢拥有130余年历史的古建筑或许没法撑到2012年1月。过去，游客常惊叹于仰光古迹保存之完好，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和地价的节节攀升，这些因“封闭”、“落后”而得以幸存的历史建筑正逐渐被现代化的商场和超市所取代。对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来说，寻访传说中“世界第一大殖民建筑群”的希望正变得越来越渺茫。

　　不少大型殖民建筑均已被拆除，包括供英国殖民者办公用的市政厅、曾上演约翰·吉尔古德（John Gielgud）版《哈姆雷特》的银禧厅，后者已被一家旨在纪念缅甸国防军的博物馆所取代。

　　不幸中的万幸是，我们仍有机会欣赏到那些最宏伟壮丽的老建筑，譬如马哈·班杜拉广场边上的“安妮女王”式高等法院及钟楼、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亚洲第一百货公司Rowe and Co的赭色旧址。许多老一辈的仰光人至今仍对Rowe and Co每季300页的彩色图录记忆犹新，其中囊括了最新最流行的英伦时装、玩具和家电。

　　几个街区之外便是全亚洲最美丽的建筑群之一——秘书处旧址。红砖墙面缀以淡黄色窗棂及隔层，气度庄严而不失典雅秀丽；雕刻精美的威尼斯圆顶掩映在高挑的棕榈树林间，将四方内庭衬得愈发幽静。又有谁能想到，这幢人迹罕至的小红楼曾是改写缅甸历史的政治心脏，亦是1947年独立前夕昂山将军遇刺案的第一目击者。

　　漫步于高楼林立的仰光市中心，游客或许很难领略到那些古建筑的历史韵味。譬如，占据了大半条商业街的芥末色Sofaer大楼是以100多年前犹太富商伊萨克·索法尔（Issac Sofaer）的姓氏命名，昔日Sofaer帝国的心脏如今已变作电子产品经销商的大本营，索法尔家族的辉煌过往亦是无迹可寻，唯有数街区之外的犹太教堂在家族后裔的守护下依然光鲜如昔。幸运的是，今日的游客依然有机会欣赏到风情万种的仰光民族装，人满为患的超载巴士和上世纪80年代日产的士之间，不时闪过天鹅绒拖鞋和纱笼头巾的飞扬绮色；残破的路面上尽是槟榔汁染就的红棕斑块，一位小贩在兜售过期的《国家地理》杂志，另一位正在吆喝“橘子贱卖咯”。

　　与商业街相比，潘索丹街无疑更幽静、更整洁，商店和车辆的密集度也要低得多。大街南端汇集了装饰派艺术的代表之作。这些华美庄严的古建筑曾是汇丰、渣打、劳埃德、格林德雷、印度储备银行等跨国银行集团的办公楼，如今就像是一块块被遗忘在历史角落里的英国殖民时代的墓碑，偶尔掠过几个行色匆匆的身影，清一色的满族骑兵风黑大衣，多是附近商会的高等律师。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建筑当数Bibby Line的前总部大楼，该航线每两周提供一次往返于仰光和利物浦之间的客运服务。

　　与潘索丹街正切相交的是仰光河畔的斯特朗路。在空中航线开通之前，这里是进入缅甸的必经之途，曾不止一次留下圣雄甘地和尼赫鲁班智达的足迹；1922年，爱德华八世及其堂兄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在斯特朗路受到民众的夹道欢迎，最近翻修一新的斯特朗酒店更是被剧作家诺埃尔·科沃德爵士称为他的“缪斯女神”；酒店隔壁便是孟买伯马贸易公司的前总部大楼，该公司曾垄断缅甸贸易达一个世纪之久，苏格兰人更是占据了殖民时代欧洲移民人口的半壁江山，高尔夫球直到今日仍是当地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

　　经历数世纪的战争、政变、闭关和经济衰退而不倒，仰光的殖民建筑群至今仍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也是无法复制和无法取代的。至于命途多舛的缅甸是否同样能够在这场民主变革中幸存下来，仍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