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回家路和两类城市化网上订票：数字鸿沟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2-01-16 11:40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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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的春节后不久，我坐了差不多一天一夜的长途客车来到省城南昌，天还没怎么亮就往亲戚家跑，为的是尽快拿到那张辗转托人买到的从省城到上海的火车票。或许因为坐长途客车太疲惫了，我的感觉有点迟钝，随着人流来到火车站广场，也没发觉有什么异样。直到我手攥着票，准备排队进站时，才激灵一下，意识到周围的人异乎寻常得多了许多。因为人太多了，队伍几乎不动，人挤着人还能够忍受，最可怕的是前面闸门一开，人往前涌上去，你想让也没法让，想躲也躲不开，哗啦一下被卷入人潮之中，我刚站直身，人潮就涌上来，咔嚓一声，背上牛仔包的两根肩带被挤断了，我只好一手提着行李，一手拖着背包跟着人潮往前冲，虽然狼狈不堪，但仗着年轻体壮，连滚带爬地还是上了火车找到座位。我喘息未定地坐下，怔怔地看着撕裂的背带，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见证着春运悲情的开始，更无法领会到“春运”不仅把背带撕裂了，而且还将长久地影响着中国。
20年过去了，这期间我有好多次春运挤火车的经历，但还是第一次“撕裂”的感受印象深刻，挥之不去。尽管今天的媒体宣称春运之难已经开始呈现某些结构性“松动”的可喜迹象。理由是国家发改委预测，今年春运总客流为31.58亿人次，它由公路、水运、铁路、航空四家共同分担。四种运力中惟一紧张的是铁路。换言之，春运之难，眼下主要集中在铁路客运上；尽管今年铁路春运的热点已不是以往的寒风等票、黄牛倒卖，而是网电购票、实名上车……或许还是那种“撕裂”的经验作祟，我对“春运”并不那么乐观，尤其是听到在浙江温州打工的农民工兄弟黄庆红在写给铁道部的公开信中说，网络购票是“用脚趾头想出来的”，更是印证了我的忧虑。
2011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京发布《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该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较2010年增幅仅为6.1%，网民规模增长减缓。更重要的是，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历年来的报告都承认，中国互联网整体上虽然呈较快增长态势，但地区之间互联网发展水平、普及水平依然存在明显差距，并呈现东部快、西部慢，城市快、乡村慢的特点，这和各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相一致。
譬如第28次的统计报告就指出，在8.15亿非网民中，“不懂电脑/网络”是其不上网的重要原因，而且这一因素的影响力度还在加大。2009年底，有32.6%的非网民是由于不懂电脑/网络而不上网，2011年6月调查显示，由于缺乏网络技能而没有上网的非网民达到47.9%，这些人群往往是高龄群体和农村人口。而“不感兴趣”和“上网费贵”等制约非网民上网因素的影响力在下降。因此，除了在接入条件和硬件设备上进一步降低门槛外，更需要加强高龄和农村地区人群对电脑和网络的基础知识普及，提升其基本的网络操作技能。但奇怪的是，报告几乎完全忽略了“网络不平衡发展”背后更严重的隐患，那就是网络发展有可能“加深”而不是“弥合”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不平等现象，贫困地区和落后地区也许永远都被隔绝在网络之外。之所以特别强调中国网络发展的不平等，是为了避免单纯地把网络当作一种中性的高新技术，并且依据“技术主义”和“发展主义”的逻辑，认为它可以游离于社会语境而带来“抽象”的进步。相反，不平等发展的事实可以提醒人们注意网络深深地纠缠于国家、市场和个人的历史性关系中，在中国，电信业是由国家垄断的，它的发展深受国家政策的影响，而建基在电信业之上的网络自然也受到了以发展为主导方向的政策面强有力的制约；
同时网络服务也是一种市场行为，它必须计算成本、风险和回报，很自然会把投资和发展的重点放在经济发达地区，因为只有这些地区既提供了现代化的电信设施，也具备了消费网络服务的广大市场。
成都变通：内陆的新型城市化
更直观的现象也许大家都留意到了：银行为了解决排队难的问题，规定小额账户如要柜面服务则需要收取一定的费用，并且鼓励储户利用电话银行、网上银行和自动提款机，但拥有小额账户的储户往往是弱势群体，他们钱少同时也文化少、知识少，不懂得利用这些自动设备。银行的规定无形中造成了对这类人群的歧视，同时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排队难的问题。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网络购票，对于善于运用网络的学生、白领，网电购票确实部分解决排队苦、购票难的问题，但那些不懂网络从不上网的农民工兄弟本来就不怕吃这种“苦”，甚至可以说他们往年就是凭着比城里人能吃苦，不怕冻，在寒风苦雨中排十几小时、几十小时队，为的是拿到一张回家的票。可现在，吃苦的“优势”变成了“劣势”，无数归心似箭的农民工兄弟的“手指头”怎么赶得上互联网高速的“脚趾头”呢？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跟踪报道广州农民工邱茂买票的过程，这个13岁就跟着父母出来打工的小伙子，7年没有回家了，20岁的他懂上网，有手机，所以爸爸妈妈、舅舅舅妈这些人的票都希望他能订上，于是他有空就打电话，找到机会就上网吧，可到目前为止，一张票也没有订上……
无独有偶，给铁道部写信的黄庆红是重庆人，而苦苦订票不得的邱茂则是四川宜宾人。川渝自古蜀道难，就拿上海来说，发往四川重庆的列车每天的最高运能是1.1万人，按照40万旅客的需求计算，春节前发送量顶多20万人次，运量和运能间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和严峻，春运的“悲情”就是从这种矛盾中生发出来的，渴望回家却无法回家的“痛楚”就这样影响了一个完整的中国。这种悲情与痛楚绝不是靠网电订票所能解决和纾缓的。我们看到的是，与网电订票密切相关的火车票实名制虽然将覆盖今年春运的40天，但成都铁道部门却做出了节前将不实行实名验票，仅将抽检部分旅客的决定。有人指责成都火车站不遵守铁道部的规定，但实际情况却是成都、重庆等西南大城市的火车站春节后需要迎接大客流的考验，因此必须在这之前依据客流规律调配管理资源，无法生搬硬套与网电购票绑定的火车票实名制。
成都灵活地处理火车票实名制，牵扯的问题就不仅仅关乎春运了，而是涉及到不同的“城市化”取向。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城市的发展道路是“孔雀东南飞”，即东南沿海地区的城市发展成为了整个中国城市变革的领头羊，相对而言，内地、内陆的城市——甚至某些曾经具有相当战略地位的城市——则步子较慢，发展滞后。然而，由于外向型、加工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限度，中国在“后改革”的时代面临着深刻的发展转型问题，目前的状况并非如某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所言，发展转型，成败系于改革的进展；而是应该更准确地表述为：改革成败，系于发展是否能够成功转型。所谓转型，首先就意味着发展的重点必须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因此，内陆城市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成都、重庆等作为内陆的重要城市，当然需要观察这些城市在关乎中国未来命运的发展转型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条回家路和两类城市化
新世界图景：殊途同归“回家路”
基于上述背景，从沿海城市向内地城市的转移，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转换，更重要的是发展模式上的转化，也即从两头在外，低薪资劳动与出口贸易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向面向内地、扩大内需与关注民生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转型，由此带来的变化是极其深刻的，而对这一转换过程的自觉则形成了“新城市发展”的若干特色。
无须讳言，这些“新城市特色”正是在与沿海城市的比较中形成的。首先，在城乡关系上，沿海城市强调城市化，基本上不考虑农村问题，而内地城市则必须重视城乡统筹的问题，兼顾城市发展与农村前景。对于“三农问题”依然严峻的中国来说，内地城市的发展方向显然更具有示范性。
其次，在文化想象上，沿海城市以单一汉民族为主，基本上无需处理中华民族内部多民族共存与融合的问题，而内地城市如以成都、重庆所在的西南地区为例，这一地区生活着的少数民族族群最多，必须在社会现实和文化想象两个层面，切实处理好“多元共存、多元一体”的民族问题。很显然，内地城市在文化上的这一特色对于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中国来说，同样更具有典型性。
再次，在历史记忆上，因为沿海城市的发展始终是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带”中想象自己能有一席之地，所以它所力图唤起的城市历史记忆，往往和近代国门被迫打开后所兴起的“口岸资本主义”记忆密切相关，譬如上海怀旧、上海热、上海梦等；而内地城市的发展在历史上往往得益于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中国的统筹规划，如“大三线”和“小三线”的建设，无论在城市面貌还是产业基础以及人员构成上，内地城市如需要在新的条件下再出发，必然要唤起更多的“社会主义”经验，进而思考这些经验的当代转化；还有，在世界图景上，由于沿海城市发展高度依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这就必然导致它的世界图景是被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所主导，对“非西方”、“欠发达”和发展中的“第三世界”缺乏认同；而内地城市由于地缘的因素，无论是西南地区的内地城市可以和南亚以及东南亚地区建立密切的联系，还是西北城市可以和中亚以及阿拉伯世界建立密切的联系，都意味着以这些城市为中心，开始生产出某些不同于西方主导的另类世界图景。
倘若清楚地意识到上述几种特色，那么“新城市发展”的未来方向也就清晰地浮现出来了：一方面固然需要和已有的城市研究成果保持紧张的对话关系，譬如地理、空间、商品、景观、身体、流行文化和日常生活等，依然是理解城市发展的不可或缺的视角；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已有的城市研究主要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城市而产生的，并且将其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解释方式运用到如“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殖民城市”、“口岸城市”和“沿海城市”，这一解释模式的现代化预设和西方主导价值显而易见，基本上无法正面处理具有上述特色的中国内地城市的现实状况和发展经验，譬如相互转化的城乡关系、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想象、革命与社会主义的经验、非西方的世界图景等等，这些问题很少或从来没有进入到已有城市发展的问题意识中。
这种“新城市发展”既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也具备了突出的理论品格。首先，以重庆、成都为代表的中国内地城市正在经济模式、社会发展和民生工程等方面进行发展转型的有益探索，急待在文化上对这一探索进行描述、分析和总结，进而激励出更高层次的文化创造，因此“新城市发展”的“新”不是出于书本和书斋，而是来自于现实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其次，如果要对现实的问题和经验进行有效的回应和学术的总结，必然对既定的理论解释模式构成质疑和挑战，需要在充分吸收已有理论成果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观点、新看法，摸索新方法、新路径，在历史研究、经验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为创造出新的理论做好准备。
如此一来，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两类“城市化”的不同路线图才能规划出一条殊途同归的“回家路”，“撕裂”的中国将重新变得“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