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歉不是软着陆 清算你的犯错成本

　　撰文/杨柳

　　一个国家经济体制到底有多“市场化”，核心看点之一就在于国家和体制对待犯错的大企业的态度上。

　　一家日本食品企业发生了安全问题，企业倒闭了，负责人迫于压力自杀了；

　　一家韩国食品企业发生了安全问题，负责人入狱了，且十年不得从事经营活动；

　　一家美国食品企业发生了安全问题，企业破产了，负责人去吃牢饭了；

　　一家中国食品企业发生了安全问题，呃……负责人出面道歉了……咦？负责人又道歉了……

　　为什么中国企业似乎更容易犯错，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就是，比起其他国家，他们拥有更多的犯错机会。日本有政府责任制(发生食品安全问题首先是政府的责任)、韩国有十年禁制(一旦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十年不得从事经营活动)、美国有巨额罚款制……企业一旦犯错，轻则伤筋动骨，重则一命呜呼。当然，食品企业仅仅是一个缩影。

　　“当一个企业做了错误事情以后，会受到来自于政府、社会团体、消费者、媒体的抵抗和惩罚，这样其犯错成本就会很高，但是中国的问题在于这些企业犯罪成本可能会很低。如果说抢银行抢到了拿50万，但是没抢到就罚50块钱，那人人都会去抢银行了。” 在财经作家吴晓波看来，当犯罪成本很低的时候，就没有所谓的底线。

　　相较之下，中国的企业显然太没有压迫感，所以地沟油横行，毒牛奶泛滥……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利益的驱使下钻营法律的漏洞、挑战法律的底线，当我们的品牌在我们自己的不断妥协中逐渐失去原本的价值和竞争力，中国的“铁腕”，这个真的应该有了。

　　良币驱逐劣币

　　态度决定一切

　　如果市场不能体现良币驱逐劣币的功能和宗旨，那么市场经济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近期被市场“刷掉”的最大案例莫过于美国雷曼兄弟的破产，以至于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雷曼兄弟破产则是因为美国财政部拒绝补贴纾困行动。为何美国政府在意识到雷曼兄弟瘫痪极有可能会拖垮整个金融体系的前提下，还是没有对雷曼兄弟施以援手？

　　“这是美国贝尔斯登事件之后的一次政策变化，与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国有化也形成强烈反差。”事后，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称，“如果让房利美这样的房贷机构瘫痪，美国经济很可能随之崩盘。另一方面，为好言求助的任何机构提供纾困，则是鼓励(甚至更多)鲁莽行为，导致未来另一场危机的配方。”

　　一个国家经济体制到底有多“市场化”，核心看点之一就在于国家和民众对待犯错的大企业的态度上。如果美国政府不想雷曼兄弟倒掉，雷曼兄弟完全可以不倒，但是相应的，日后就会涌现出更多的雷曼兄弟，过多的政府干预只会人为破坏经济体制的运行规律，显然，对于这一点美国政府认识得非常清楚。

　　没过多久，美国政府的态度开始进一步强化，《美国金融焦点》等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提出一项新建议，对“大到不能倒”的企业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消除企业太大政府不会坐视其倒闭的观念。

　　“企业没有谁是大到不能倒的，如果企业违反了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无论其规模大小，迟早都会倒掉。”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称，雷曼兄弟这么大的西方企业，有着现代的企业治理架构，它倒闭背后的教训值得深思。

　　的确可以暂时缓解矛盾，但最终贻害的是整个国家的竞争力。从美国的安然公司、世通公司再到雷曼兄弟，哪一个不是庞然大物？几个蒙牛可以和它们相提并论？然而我们看到结果却是“骆驼”们已然死去，而蒙牛依然活着。

　　“2011年上半年，日本烧肉酒家惠比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食物中毒事件，中国的网站上也有报道，企业负责人跪地道歉，但是即便是这样做了，这家企业日后的经营也很可能会非常艰难。”李越目前在日本留学，对此事件有亲身感受，“类似这样严重的过错，一般都会引起日本举国上下口诛笔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雪印牛奶，一家70多年历史的企业，就因为一次食物中毒彻底玩儿完了。还有现在的奥林巴斯，就因为金融丑闻也已经岌岌可危了。”

　　犯错需要代价

　　用成本牵制行为

　　企业犯错成本太低，在中国，这几乎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观点。而犯错成本往往是牵制犯错行为的一大利器。

　　截至2011年12月27日，2011年A股市场已经发布了1264个高管离职公告，创业板和中小板已经成了高管离职的“主战场”，疯狂套现然后走人成为一种“流行”模式。

　　根据相关规定，高管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但离职一段时间后则可全部套现。因此，一些难以忍受慢慢减持“折磨”的高管选择了离职套现。

　　“如果高管对外将公司吹得天花乱坠，转身却离职走人，这样前后不一的举动，如何让人信服？”武汉科技大学教授董登新表示，这无疑将加大中小股民持股的成本和风险。

　　然而法律制度的缺失及空白却又对这种行为无可奈何，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

　　如果说高管出逃是钻了法律的空子，那么有些企业更有试探底线的嫌疑。

　　2011年5月，联合利华因多次散布涨价信息而受到了国家发改委一纸200万元的罚单，仅仅在一个月前，联合利华因和宝洁操纵洗衣粉价格，受到欧盟反垄断机构近3.2亿欧元(约合4.56亿美元)的反垄断处罚。时间再向前推1个月，宝洁、欧莱雅、汉高等8家化妆品制造商因结盟操纵物价被西班牙政府处罚5000万欧元。相较之下，中国政府的200万罚单实在相形见绌。

　　有媒体评论称，“联合利华的这200万罚款只是其试探国家监管的一个代价，换个角度说，它本身就已经做好了被罚这200万元的准备。在其背后，还隐藏着更深的目的。”

　　在对企业过失的追责上，日本森永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

　　1955年，森永集团在德岛的加工厂使用了混入砷的劣质磷酸钠，结果导致日本国内爆发大规模的婴儿奶粉中毒事件。森永公司为此负担6亿多日元的赔偿费用。14年后，有学者组织的调查表明，多数受害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后遗症，结果在日本社会再次引发了诉讼风潮，森永公司再次承担约3亿日元的责任赔偿，并且原生产负责人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

　　中国人一向倡导宽容，尤其犯错的企业是民族品牌的时候，心中难免不舍。宽容意味着尊重、理解、信任和沟通，但不是放任，不是纵容，不是消极地无所作为。无论是努力填补法律空白，还是加强监管及执法力度，至少应该让企业看到犯错的成本是高昂的。

　　在蒙牛黄曲霉素事件曝光后，网友王冉在其微博(http://weibo.com)上这样写道，“这次，我们要向检测出蒙牛安全问题的质检总局表达支持，他们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接下来，作为消费者，我们也要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就是用行动告诉中国所有的食品企业，有些错犯了就是永远的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