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冲破思想禁区 调整利益格局

　　张曙光

　　重温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

　　二十年前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再次推动了陷入泥潭的改革战车，使改革开放事业得以继续前进。如今重读这些讲话，依然能够感受到邓小平同志那种令人钦佩的气魄、睿智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现在看来，小平同志当年提出的设想有些已经实现了。如他在南巡讲话中希望“中国经济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广东在二十年之内赶超亚洲‘四小龙’”。中国经济总量现居世界第二位，这一目标已经实现。

　　但小平同志讲话中有些愿望还没有实现。如，要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他在讲话中指出：“在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2010年我国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万元。但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从1980年的2.5倍上升到2010年的3.23倍，贫富差距也更加严重。而要走共同富裕道路，就要深化改革：一是改变日益僵化的观念，二是调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

　　转变观念，一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物质匮乏年代，主要矛盾是解决“有没有”。所以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非常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不突出的问题现在突出了。三十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从世界上最平均的国家之一成为现在差距较大的国家。次要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二是如何理解“发展”。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全面的发展，协调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而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彻底转变为了“政绩”的发展，得不偿失的发展。有统计显示，我国每年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GDP的10%，拆迁纠纷成为社会主要不稳定因素。我们在讲“发展”的同时，也必须讲讲发展的代价了。

　　三是反对新的形式主义。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专门谈到了形式主义问题。遗憾的是近年来形式主义愈演愈烈。一些部门领导只是喊口号，造概念，定指标；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干部选拔除了年龄就是学历，看不到干部的品德和能力；“政绩”就是一些印在纸上的数字指标，偏离了人们的切身感受。形式主义已经成了慵政、懒政、蠢政的挡箭牌。

　　而利益调整则更是深化改革无法回避的难题。比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口号提了很多年但效果不大，除了观念的问题外，主要还是利益难协调。

　　金融危机后，我国强调要启动消费内需。但我国投资率居高不下，这些年来一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十几个百分点。据统计，我国消费率(消费占GDP比重)从1978年62.1%，下降到2009年的48%。而同期投资率(投资占GDP的比重)则从1978年的38.2%，上升到2009年的47.7%。而要提高消费率就得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我国1995年～ 2009年15年间人均GDP增长了9.4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增长了6.1倍，相差3.3倍。特别是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逐年下降，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

　　正常社会中，除了政府的税收外，社会财富分配一是按资本所得，二是按劳动所得。但在我国由于制度的不健全，除了资本和劳动参与财富分配外，还有权力参与。这就使本来就畸型的分配机制更加不正常。

　　据学者王小鲁统计：2008年中国居民住户收入统计未包括的“隐性收入”至少为9.3万亿元，其中不包括在经济普查中的5.4万亿元可以称为“灰色收入”。而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主要集中在高收入人群。无怪乎一方面是中国飞速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另一方面是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价格稍有波动，民众则惊呼“伤不起”，以致水、电、气等基础价格长期无法理顺。

　　而进一步分析，畸形的消费市场是由于畸形的财富分配机制，而畸形的分配机制则与长期形成的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在行政主导下，经济增长形成了以土地开发、房地产、基建项目、城市规划、各种行政审批、以行政权力为背景形成行业垄断等发展方式。在投资拉动模式下，从工程立项、审批、规划、设计、招投标；再到承包、层层分包、采购、施工、监理、验收、结算，每个环节都有“租”可寻。动辄几亿、几十亿、几百上千亿元的项目，只要掌权者能在某一个环节上分一杯羹，便可陡然而富。这既是一种经济增长方式，也是一种利益分配方式。在这种模式下，资本和劳动的收益远远比不上权力的收益。

　　虽然近年来中央反腐败力度在不断加大，但“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行政部门不可能“挥刀自宫”，从制度上真正解决问题。所以“贪官”如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全国有几十任交通厅(局)长落马。人们总结其教训就是：钱太多，缺监管。

　　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得调整现有的利益格局。如果还是按老思路发展，不仅环境、资源很难支撑，现有矛盾也将更加尖锐。只有进行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方位改革，才能有可持续的发展。诚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