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福利国家惹的祸

　　刘晖

　　 当时去瑞典是夏天，要到晚上十点，“落日像狐狸潜入此国度”（特朗斯特罗姆），周围才变得黑暗。在此之前，漫长的白昼变成人们的礼物，日常生活的丰盛在这里显露无遗。

　　 当冬天来临，另外一种生活将取而代之，这让现在的饮酒和欢笑有种补偿的意思。长期以来，北欧的艺术尤其是英格玛·伯格曼的作品构成了我对瑞典想象的外壳。那种自我拷问、极度忧郁的影调也许只有在这里才能诞生。从歌德堡到斯德哥尔摩是坐火车，掠过车窗的，是无数的森林和湖泊，在那些无边无际的景色之外，偶尔会闪出一座废弃的桥梁，让人想起特朗斯特罗姆的句子。桥：一只巨大的死亡铁鸟。

　　 这种带有紧张的意象一直贯穿在旅行中。这种迷惑像影子的马车，瞬息驶过，要求人回答。

　　 福利国家的光谱

　　 据说解开迷惑的第一步，就是把迷惑清晰地叙述出来。我的迷惑在于，作为“福利国家的橱窗”的瑞典，到底具有什么样的能力能够支付“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成本，而这一系列转换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境况中完成的。换句俗话说，资本主义“大锅饭”是怎么吃上的？现在欧债危机那样严重，瑞典或者其它北欧国家为什么没有像所谓的“欧猪五国”陷入如此深重的危机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北欧的自杀率为什么这么高，这是福利制度带来的道德危机，还是北欧那种典型天气带来的直接反应？

　　 当我把这些问题抛给各式各样的瑞典人时，我发现在诸多回答之中，还是存在某些共同的地方。在瑞典，没有人会像朝鲜那样说出“我们最幸福”，相反，会带有一种节制的谨慎。这样的街头漫谈泛散但带有某种真实的纹理。后来，我们进入了正式的参观和采访阶段，也有了更多接触这些话题的机会。在和一个跨国公司CEO对话的时候，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作为一个CEO同时还是一个富人，他有没有觉得高税收对他是一种不公平的负担？这个老练的商业人士再一次提到了“必要的代价”这个词，他说，福利制度带来一个更为公平和稳定的社会，瑞典在全世界中是最早消灭文盲的，也是全民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瑞典有一种别的国家所没有的竞争力。

　　 这和希腊完全不同，那里弥漫着一种卸责和腐败的气息。不仅是享受特殊利益的公务员阶层（他们的收入高出国民平均收入三倍），还是从事各种职业的普通民众，一方面对现状充满了怨言和愤怒，另外一方面又对逃税津津乐道。其实，希腊加入欧盟，所得到的好处不少，从数字上来讲，其所获得的简直就相当于另外一个“马歇尔计划”。希腊的经济存在着严重的病灶，“影子经济”和“地下经济”盛行，福利制度又严重偏向裙带阶层，在希腊政府总支出中，对于教育和医疗的支出长期大大低于欧盟的平均值（和瑞典更是相差甚远），福利欺诈的现象比比皆是。

　　 悖论由此诞生：当大家都被烈火烹油的短暂繁荣所迷惑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橄榄林的悲风即将呼啸。

　　 悲剧中诞生的福利国家

　　 瑞典的福利制度是从悲剧中诞生的。悲剧的关键词其中一个就是阿达伦，后来被导演波·维德伯格改编成电影《阿达伦1931》。

　　 在这部根据史实改编的电影中，描述了1931年在瑞典阿达伦镇，五名工人在大示威中被士兵所杀的始末。1931年，阿达伦纸厂工人展开了为期二十五周的罢工。对于选择和平还是暴力，工人们并不一致。而作为罢工领袖的哈拉德，既反对资方的反制措施，也对工人中的暴力倾向忧心忡忡。但是最后军队开进，悲剧发生。

　　 阿达伦事件只是一个缩影。瑞典当时是罢工的频发地，劳工关系像刀刃上一样危险。20世纪30年代，瑞典的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在失业的阴影中挣扎。这一数字和魏玛德国以及大萧条年代美国的失业率不相上下。但是在经济危机中，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抛弃了激进主义，也切断了暴力革命的因素。在斯德哥尔摩郊外的一个小镇盐湖浴场，签署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盐湖浴场协定》。在这个决定中，政府、劳资三方代表商定了明确的程序，对解决冲突的方式作了严格的规定。规定劳资双方需经谈判达成为期1～3年的协议，共同遵守。如协议到期前两个月内，任何一方没有提出异议，协议继续有效。如劳资双方争执不休，达不成协议，就由政府指派一名调停人介入谈判，规定如果要举行罢工或要关闭工厂，都必须提前通知。

　　 这是一个伟大的妥协。也许当时瑞典的社会民主人士并不能预料到日后法西斯幽灵的蔓延，但是他们对暴力的厌恶，以及对撕裂社会的不可持续的敏感，开启了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福利国家的源头。这一实验包含广泛的社会权利、同等报酬、由差距很大的累进税率支付统一的费率福利金。这个版本和欧洲大陆的版本有很大的差异。后者国家把收入转化给或归还给家庭和个人，让他们用现金来组成所谓政府补贴的因私服务，包括保险和医疗。而这些行业存在的腐败和低效，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由此带来的好处。

　　 1945年二战结束后，福利制度在欧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欧洲的复兴和繁荣的确能够支付这种对价。国家不是一个利维坦，因为宪政锁住了权力的膨胀，它也不是一个吞噬一切的长尾蛇，因为它的确是为了公民。

　　 国家，终于变成了一个好东西。

　　 竞争力的弹性

　　 福利国家是一个未完待续的故事，尤其是现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之际。关于福利国家，主要的批评一是福利国家的养懒人，寅吃卯粮，花的多，进的少。现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危机其实就来源于此。瑞典是个例外，它有一个广泛的基础，私有经济的运行从来没有受到过大规模的质疑，国家的制度也无可争议，而当社会得到保卫和生长之后，它拥有了极大的弹性。想想布莱尔关于英国工党的党纲中关于国有化的争论，就知道瑞典面临了很大的不同。

　　 这次去瑞典，考察了好几个跨国公司。瑞典式的竞争力是集中在这些公司上面的，如沃尔沃、宜家，还有利乐，瑞典人对于教育和科技带来的长久而持续的竞争力，从来没有怀疑过，而且还颇为自豪。瑞典的确做到了高均等、高税收、高福利、低失业、无贫困。在瑞典很多风景美丽的小镇上，“老钱”散发着一种令人放心的气息。瑞典的基尼系数从20世纪60年代的0.28下降到80年代初的0.2。这和任何国家相比都是一个奇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瑞典的福利国家模式没有经过挑战。比如1973年的石油危机就是一个转折点。瑞典这些年也经历了一种“里根主义”的转向，比如说减少税收（以增加经济活力），从过度福利转为适度福利（尤其是降低福利替代率），延长退休年限（应对老龄化挑战）。通过这些改革，瑞典的竞争力得到了修复，GDP持续增长，政府的赤字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由于税负的减轻和替代率的下降，人们的工作积极性有所提高，例如，每人每年因病缺勤的天数减少了一半，家庭的储蓄率不断上升。在斯德哥尔摩的商业大街皇后大街上，奢侈品商店并不多，多是一些北欧的平价商店，身份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不仅从经济上还是从美学上，都不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

　　 关于福利国家的另外一种批评是福利制度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道德瘫痪。虽然从实证上，这一点并不成立。但是北欧这些国家的自杀率一直高居不下，却是一个事实。也许是历史终结之后，人不再为生活所困，开始追寻形而上的问题，就像伯格曼的电影一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北欧的寒冷，尤其是冬天极短的白昼，那漫长的黑夜让人心神不宁。但真的是谜底吗？有一次我去澳大利亚，看到一个数据，澳大利亚的自杀的人数也高居不下，排在北欧几个国家之后。看着邦迪海滩上那些欢乐的人群，我也很迷惑，难道这是一种热带的忧郁？

　　 这些问题，当我在斯德哥尔摩那些美丽的桥梁上转来转去的时候，一直盘旋在脑海。为什么，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