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魅力与陷阱

　　有两种投资不能接受：一种是“管得太严”；另一种是“从来不管”。钱对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非常重要，但钱背后的价值是一个创业者更要倍加重视的。要看清这个风险资金能给自己的企业带来多少除了钱以外的东西

　　■ 文/本刊记者 洪丽萍

　　自2011年12月24日被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产品含过量黄曲霉毒素，蒙牛在12月28日假日开市后，即遭洗仓，股价连挫3日，跌幅达3成，市值蒸发过百亿。对蒙牛来说，这早已不是第一次食品安全危机，从三聚氰胺、特仑苏OMP、2011年年初学生集体中毒到现今致癌物质等一连串事件，曾经高大挺立的蒙牛，形象尽失。

　　对于蒙牛创始人牛根生来说，心痛之余，最大的教训可能就是，切莫被资本绑架。当初掌舵蒙牛之时，老牛就曾多次提出建自有奶源，但被资本方阻止。而此次问题的出现，正是由于奶源出了问题。“永远不要让资本说话，要让资本赚钱”，这是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对处理企业与资本方关系最言简意赅的一句总结。因为在中国市场，资本一直在不停“说话”，到处插足。

　　谁绑架谁？

　　以牛根生为典型，大部分与资本有过交手的企业家都认为，被资本绑架的滋味并不好受。

　　创始人对于企业的发展方向，往往有自己的计划，但这却并不一定符合资本的意愿。掌舵蒙牛之时，牛根生曾多次提出建自有奶源而无果；后来，牛根生卖掉蒙牛套现9.55亿，终于如愿建立自有奶源现代牧业。然而，历史循环，现代牧业似乎再次走上了蒙牛的旧路。而这回似乎是老牛“伙同”资本，催促着现代牧业不合理的高速成长。

　　现代牧业招股书显示，截至2010年6月30日，现代牧业在全中国经营11个畜牧场，其中有10个设计存栏量为1万头乳牛。然而，国外几乎没有一个畜牧场的存栏量达到万头规模。“北美一般在1000~2000头，西欧大多在80~100头，而新西兰恒天然牧场也只有两三百头。”东方艾格乳业分析师陈连芳向记者表示，国外牧场之所以把规模控制在千头以内，一方面是控制对周围区域的污染，另一方面是防疫，一旦疫病出现，规模大的牧场损失惨重。作为经营者，牛根生对此不可能不清楚。

　　这一次的“意外”，到底是资本还是其本人的意愿？资本和商人，究竟是谁绑架了谁？

　　在广州奶业协会会长王丁棉(奶业大炮)看来，上市是现代牧业的终极目标。如果把所有的罪罚都强加在高盛、摩根和KKR等这些入股蒙牛和现代牧业的资本身上，那也太让牛根生这帮蒙牛创始人置身事外了。因为许多资本方并不涉及企业的具体经营管理，一旦企业出现问题，就将责任推到对方身上，已经成为了很多企业经营者掩饰非法经营行为的惯用伎俩。

　　企业家引入风险投资，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自己被赶下台，然而创始人下台在国内外屡见不鲜。20世纪80年代苹果电脑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太阳微系统(SUN)公司的创始人维诺德·科斯拉、思科公司的创始人斯坦福大学的一对夫妻教师，都曾被创业投资人赶走。2001年6月，新浪网的创始人王志东让出首席执行官、总裁和董事等职位，在此之前，更有瀛海威的张树新、中公网的谢文、Chinaren的陈一舟、8848的王峻涛和美商网的童家威等等。对于这一点，牛根生也有所体会。

　　与其被资本赶下台，不如先发制人，挑明矛盾。今年10月，张兰向媒体大谈“引进他们(鼎辉)是俏江南最大的失误，毫无意义”。她同时称，“什么也没给我们带来，那么少的钱稀释了这么多的股份。”张说，她早就想清退这笔投资，但鼎晖要求翻倍回报，双方没有谈拢。2008年年底，时值金融危机爆发，俏江南为缓解现金压力等原因决定引入外部投资者，俏江南当时曾公开宣布，向鼎晖投资和中金公司出让10%股份，融资金额为3亿元。

　　融资定价问题如今已让许多的上市企业追悔莫及。年初，当当网CEO李国庆在新浪微博(http://weibo.com)上发炮，认为担任当当网IPO主承销商的两大投行上市前故意压低发行价，从中赚取更多承销费用。“不是投行帮公司上市，而是公司给投行挣钱的机会。”李国庆认为：“风投和企业应该是‘婚姻关系’，就是一个行业只投一家公司，然后一起努力，但如今，在中国风投却在电子商务领域一家多投，谁生谁死都不在乎，只要押对其中一个。”

　　乍看之下，资本似乎罪迹斑斑。然而，到底是谁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香港崇德基金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陈敏表示，资本从来不给别人去抬轿子，资本只是参与到商业活动中去，去分享资本在参与商业活动成长性过程中应得的那部分利益。所以资本从来都不是商业的对手，而是商业的合作伙伴。

　　如何选择？

　　对于企业家而言，用好“资本”这一利器：首先得选择好正确的风险投资基金；其次要学会正确的资本相处之道。在中国，一旦决定与资本携手，就意味着必须上市。而上市对企业来说是把双刃剑，握好才不至于受伤。

　　实际上，近些年来，中国日渐庞大的VC、PE数量本身已经形成了巨大泡沫。如今频频爆发的资企矛盾，正是这种泡沫破灭的开始。据清科数据库统计显示，自2010年四季度以来，创投市场已经连续三个季度下滑，2011年三季度有89笔退出交易，环比下降17.6%，未来还会有大量VC倒闭和被退出。

　　对于VC市场的鱼龙混杂，前凯鹏华盈执行合伙人周志雄认为，对创业者而言，在选择投资人时，一要看负责项目的合伙人，二要看这个VC一贯的做事方式，三要看他积累的整体资源。

　　曾遭遇资本退出的爱康国宾董事长兼CEO张黎刚告诉《新领军》，企业家在找投资时，一定要看看以前他投过哪些项目，如果回报极高，就千万不要找他们。为此，他们拒绝了曾经投百度的风投，最终选定美林证券，因为“他们野心没有那么大，觉着赚上两三倍就差不多”。

　　对于这一点，马云挑选风险资金的眼光可谓独到。在他看来，投资和融资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即使一个企业在资金上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也不能盲目寻找投资。钱不好、条件不好，就不能接受。一些不好的风险资金，比如说和企业发展不是太契合的风险投资，可能就会毁掉一个优秀的企业。融资的目的是为了生存和发展，是为了做大做强。所以企业要找的是战略合作者，是长期合作者。用马云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我们需要的不是风险投资，不是赌徒，而是策略投资者，他们应该对我们有长远的信心，30年都不会卖。两三年后就套现获利，那是投机者，我不敢拿这种钱。”

　　阿里巴巴的首批投资即是严格按照这种原则来筛选的：马云希望阿里巴巴的第一笔风险投资除了带来钱以外，还能带来更多的非资金要素，如进一步的风险投资和其他的海外资源。在对38家风险投资商进行严格挑选后，最后选择了高盛。1999年10月，由高盛牵头，包括富达投资、InvestAB和新加坡的政府科技发展基金在内的一批投资机构，联合向阿里巴巴注入了首期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事实上，高盛的这笔投资金额并不是和阿里巴巴谈判的所有投资商中最多的，他们开出的条件也相当苛刻。但马云最终还是选择了高盛，这不仅因为高盛是美国有名的投资公司，也有长远战略眼光，无论是对阿里巴巴将来开拓市场，还是做长远的战略规划都有极大好处。而事实上，在这个被称为“天使基金”的资金注入阿里巴巴后，投资者们秉承的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决不干涉经理层对公司的运作，这正是马云想要的，这才可以让他“放手带领那帮人大干一场”。

　　再后来，软银投资阿里巴巴2000万美元，软银总裁孙正义，既做过创业者，又一直在互联网圈内持续投资，并且符合马云心中的条件：适度规模的投资，持续的投资，一定的海外资源。孙正义个人承诺协助阿里巴巴的业务，为阿里巴巴增添莫大价值。

　　在马云看来，有两种投资最不能接受：一种是“管得太严”；另一种是“从来不管”。钱对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非常重要，但钱背后的价值是一个创业者更要倍加重视的。要看清这个风险资金能给自己的企业带来多少除了钱以外的东西。而且风险基金到底能够在哪一方面帮助企业，它是不是有这样的能力，是不是有这样的人专门为企业服务。

　　合同夫妻

　　而一旦选定合适的私募股权基金，如何定价就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

　　如果说商业之道是卖产品和服务，那么资本之道就是卖损益表。在香港崇德基金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陈敏看来，懂得商业之道的企业家不一定理解资本之道，所以企业家一定要找一个懂资本市场的明白人，到企业股东里来，因为他也做本金生意，一旦他以资本为纽带与企业家坐在一个板凳上，企业很自然就能顺畅地与资本相处。

　　合理的定价为未来和谐的“婚姻生活”奠定基础。天图创投合伙人王岑表示，一旦企业与投资人联盟，就像是夫妻结婚一样，而孩子就是企业。“在投资人平衡与企业家关系上，应该做到三点：第一，多沟通，定期每周见面，或电话，彼此更了解对方性格，沟通效率会提高；第二，既然投，就是一家人，荣辱与共，不是说当企业出问题了，投资人就要走，既然投了，背后的逻辑是非常认可创业团队，商业总在变化要理解，就像结婚，不能因为老婆突然病了，就要离婚；第三，投完后，要对企业短板给予帮助，不要完全期望企业家来做，尤其是企业战略，局外人清，投资人看过很多成功企业，知道好企业在往大的方向发展时，要专注，有所为有所不为。”

　　本质上而言，投资人于企业家，就是一对“合同夫妻”。而随着企业这个孩子日渐长大成人，走上平稳的发展轨道，两者的长期关系需要慎重考虑，重新予以界定：如果双方感情深厚，愿意风雨同舟走下去的，可以继续婚姻关系；双方已经出现裂痕，不想在一起生活下去的，就可以进行财产分割，签订离婚协议了。

　　在缺乏并购市场的中国，目前资本的唯一退出渠道就是上市，因为只有在上市这一公募过程中，资本才可以获取流动性溢价(市盈率)。而企业一旦上市，这也就意味着，与风险投资基金的结盟告一段落。从这个角度，也不难理解企业家与投资人为何屡屡“同床异梦”：既然双方本来就只有共同抚养“企业”这个唯一共同目标，自然也难以要求各自为对方考虑多少。

　　对于企业和企业家而言，在上市之后，如何面对公众资本这一大市场，则成为一门更艰巨的新课程。

　　新东方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成功上市两年后，董事长俞敏洪却在各种场合经常重复自语：“我后悔上市，我现在依然后悔上市！”俞敏洪则向媒体坦言，新东方上市是迫于内外双重压力，“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直被推着走的”，不仅压力很大，也很疲惫。这正是他“后悔把新东方做大”的重要原因。无独有偶，网易创始人兼董事长丁磊也向媒体坦言，对网易8年前在美国上市“追悔莫及”，“赴美上市则意味着公司要透明化运作，网易必须每个季度对外公布自己详细的财务数据，包括每款游戏的盈利收入、玩家的增减，甚至增减比例都要详尽介绍。”他把网易形容为“透明人”，“好像裸奔嘛，一举一动对手都清清楚楚”。

　　企业上市的优点非常明显，取得固定的融资渠道、获得创业资本或持续发展资本、提升企业知名度和品牌形象、取得更多的政策优惠等。然而，上市也是一把双刃剑。上市之后，企业应以公众的视角审视管理和决策机制。上市后，企业成为了一辆驶向人流汹涌大街的透明公共汽车，公司向公众的信息披露会让竞争对手充分了解主营业务和市场策略等方面信息，更要接受每位投资者的诘询，企业原先的闭门会议成为万众瞩目的“公演”，这无疑给企业带来潜在风险。但上市可以规范公司运作和管理，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为企业长远健康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上市之后，企业更要以强劲的产品经营来支撑公司持续发展，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范恒山总结人们对资本经营认识的十大偏差，最重要的一条是：他认为上市后产品经营仍是主体，是永恒的主题，是其他经营形式的出发点和归宿。

　　上市之后，每位员工都应以全新的标准来审视自身知识结构。企业无时无刻不被一些新鲜词汇所包围，募投项目、信息披露、季报年报、股价、大盘、机构投资者、散户....。.一夜之间，这些曾经陌生的名词，今天离企业忽然间是这样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