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和富士康的成功 不是他们的罪证

　　周飙

　　 苹果最近厄运连连，而且都与中国有关，一边是iPad商标案败诉，产品被大面积下架，而同时在美国又遭遇了一轮大规模抗议和抵制浪潮，抗议它无情压榨中国工人血汗；对于后者，苹果很快表现出了屈服姿态，宣布邀请公平劳工协会（FLA）开展对包括富士康在内的代工企业劳动状况的调查。

　　 乍看起来，这场抗议显得有些突兀，因为最近并未发生涉及劳动条件的事件，或揭露出什么人所未知的丑陋现象，也没有报道显示这方面状况正在恶化，《纽约时报》上月25日发表的那篇长篇报道（它是抗议的最初导火索），提到的事实多半算不上新闻，连用作篇首引子的富士康成都工厂爆炸案，也是发生在八个月前的旧闻。

　　 不过，有两个背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场抗议，第一个解释了为何它发生在现在，奥巴马的任期就快结束了，可是，他曾许下无数诺言，也用尽心思、耍尽手腕试图解决的失业问题，却始终不见起色，眼看大选来临，他需要一个替罪羊，他在汇率和劳工条件上对中国的种种指责，无非是想告诉选民：是他们抢走了你们的饭碗；在这一点上，他和民主党、制造业工会以及同属左派阵营的劳工维权组织和进步派媒体形成了共鸣。

　　 第二个背景解释了为何苹果被选为目标，iPhone带给苹果的成功太辉煌了，短短几年内让它从一个刚刚摆脱困境而小有起色的企业，变成了全球最赚钱、市值最高的公司，也就难免让它成为反资本主义力量的头号目标；其次，iPhone的高利润率确实太令人羡妒了，它以1/3左右的市场占有率，获取了智能手机市场2/3以上的利润，在最新发表的一份报告里，它甚至仅以8.7%的市场占有率，获取了整个手机市场3/4的利润，如此丰厚的盈利，相对于微薄的代工收入，让苹果成了描绘“血汗压榨者”形象的理想模特。

　　 然而，指责和抗议苹果的人，忽视了一个关键的道理：你不能用代工成本在产品的整个成本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来评估这个产品的“血汗”程度，否则你会得到荒谬的结果；代工成本比例低，首先是因为苹果的毛利高，手机行业的平均毛利是百分之十几，而iPhone高达60%-70%，所以代工成本只占二三个百分点，低于行业水平，假如苹果将价格降低一半，毛利便与平均水平相当，代工成本比例也就翻了一番，但很明显，这个价格决定与代工厂工人的待遇没有丝毫关系。

　　 假如成本比例是评估血汗的恰当指标，那就意味着，过手材料越昂贵、最终产品越有价值的制造业，就越血汗，而最血汗的劳工大概就是金融交易所的雇员了，交易所从每笔大额交易中获取的佣金常常只有万分之几，而最不血汗的，将是那些手工编织低档草席的工人，他们的加工费构成了产品成本的绝大部分——很难找到比这更荒谬的评估方法了。

　　 实际上，到达代工厂的材料成本已经占了手机成本的一大半，所以尽管代工成本只占四五个百分点，但绝大多数手机制造商仍只能苦苦挣扎在盈亏点附近，唯独苹果有能力将价格定得这么高，这是因为它拥有一些无可替代的独特资源，包括技术、设计、工艺、口碑和品牌感召力，而这些都是苹果员工数十年心血与汗水换来的，他们有完全正当的理由对他们的血汗成果收取租金，你不能仅仅因为他的成功而指责他。

　　 代工成本所占比例低，也是因为代工业的高度发达，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台湾代工企业，将大规模制造的效率潜能发挥到了极致，这是一项值得赞美的产业成就，它不仅改进了产业效率，也大幅提升了中国大陆的劳工条件，这是不能用成本比例来衡量的；试想，同样一条百人流水线，假如每天过手1000部iPhone，比每天过手500部，在成本结构中的比例可能降低了30%，但每位工人的收入却可能提高了60%。

　　 技术创新、设备改良、流水线设计、工艺和管理改进、专业化和规模化，都可能带来这样的变化，这是值得欣慰的进步，你不能仅仅因为代工厂商让每位工人在单位时间内制造出了更多产品同时也获得更多收入而指责他，但有些人只顾用简单数字和错误逻辑拼凑修辞效果，这么做只能哗众取宠，对于探察真相没有任何好处。

　　 那些在劳工问题上指责苹果乃至将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的其他跨国公司的人，或者完全不了解中国劳动市场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他们很清楚但故意装聋作哑，这里的劳动条件正在以人类史上罕见的速度迅速改善；已经连续几年，中国境内的企业遭遇着一年比一年严重的招工困难，短短几年之内，劳动市场已全面转变为卖方市场。

　　 这一变化，既不是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或国际劳工组织努力的结果，也不是政府制定更严厉劳动法规的结果，它首先是人口形势扭转的结果：劳动力供给正在以每年一两百万的速度萎缩，其次，也是制造业全球转移的结果，这其中就包括了苹果这样的代工大客户，得益于过去20年大转移过程中所建立的产业体系，如今虽然劳动成本猛涨，中国在制造业全球分工中仍占有相当优势。

　　 近几年随着富士康实施内迁战略，其工厂所到之处，地区工资水平和工人对雇主的待遇要求，都立即会被抬高，如此立竿见影、实实在在的效果，还没有任何一部法规或任何劳工组织能够做到，这些，难道不是那些宣称以劳工权益为奋斗目标的组织和抗议者们所乐意看到的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