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巡二十年：中国改革再出发

　　周慧兰;曹理达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击中了当时中国最迫切的追问——发展才是硬道理，他明确指出，“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20年后的今天，经历了大发展之后的中国改革又面临着艰巨的挑战：世界经济萎靡不振，改革难点、重点屡突不破，长期积累的矛盾到达临界点，反改革之声又逐渐尘嚣直上。中

　　 国改革到了攻坚阶段，下一步如何改、朝哪个方向改，甚至还要不要改都处于激烈的争论当中，中国改革再一次面临重大的历史关头。在此，我们有必要重温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重要精神，为正步入深水区的中国改革指明方向。为此，本报本期采访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常修泽，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333期。（周慧兰）

　　 南巡讲话的当代意义

　　 《21世纪》：1992年1月18日至2月23日，邓小平南巡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驱动了中国经济的长周期发展。您如何看待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及地位？如何把握当前所处的改革或转型阶段？

　　 高尚全：90年代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正处于改革低潮期，反对改革开放、反对市场经济的声浪非常大，苏东剧变更使有些领导同志对是否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是否继续推进市场经济建设心存疑虑，改革开放陷入了激烈的思想交锋中，并且有被否定倒退的危险，改革开放面临严峻的挑战，国家命运面临艰巨抉择。

　　 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小平同志以88岁高龄南下巡视武汉、珠海、深圳、上海，途中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以其伟大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和非凡胆魄，极其坚定地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基本路线，有力回击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纠缠和质疑，为十四大的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拨云见日，一扫改革被不断羁绊的阴霾，极大地振奋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建设热情，奠定了国家进一步发展繁荣的基础。我认为，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和地位不亚于他在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进程这一历史事件，是中华民族复兴历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必将作为历史的丰碑永载青史。

　　 常修泽：按照我的“中国第三波转型论”，从现代史来看，中国目前处于第二波历史大转型和第三波历史大转型的交叉期。

　　 第一波转型，社会制度转型。从1919年到1949年，转变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1956年却转向斯大林——苏俄式的传统制度，这里有深刻历史教训。

　　 第二波转型，经济体制转型。从1978年至今，已33年，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至今也已20年。我们需要深思的是：从历史长河来看，这一波转型完成了吗？当初制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实现了吗？从资源配置方式来看，在竞争领域市场机制的作用已得到较大发挥，但市场化改革整体并未完成。当初提出的一些重要战略任务还未取得满意的结果。有些当初定的“攻坚”战还未攻下来。如垄断性行业改革、政府职能转型等，到今天恐怕都很难说已经到位，有的恐怕还没有“破题”。此外，收入分配改革、要素和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等也没有到位。

　　 第三波转型，实质是“整体或全方位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转型”。我之所以用“整体”这两个字，就是试图来表达未来中国不仅是经济体制转型（当然经济是主要的，是基础层面的），但不限于经济。它应该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生态环境制度五个方面，我称之为“五环式”改革与发展转型，即：经济转型、政治变革、社会共生、文明交融、天人合一。这是一个整体的发展体系和体制创新，不是单一的。

　　 我们处在一个什么历史方位？概括地说，第二波大转型尚未完成，第三波大转型又严酷地摆在面前，中国目前处于这样一个历史交叉点上。与此相适应，中国当前面临的改革任务既迫切，也相当艰巨和复杂。

　　 《21世纪》：20年前，邓小平以最直接的方式击中了当时中国最迫切的追问——发展才是硬道理。20年后的今天，发展是否仍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何看待未来改革的任务和方向？

　　 常修泽：可以说，仍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但要有新思维。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发展行吗？在中国要不要发展问题上，我认为，社会是有共识的。

　　 问题在于，我们到底追求什么样的“发展”？这里的“发展”不能狭义地理解为经济增长。我在《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提出，到底是单一的唯GDP挂帅，还是更加注重人的发展？从当今世界潮流看，“促进”人的发展是人类的历史使命。人民要求“有尊严地生活”、“幸福指数提高”，为此“发展”必须要有新思维，要强调人本导向、“包容性”发展，特别是把社会公平正义纳入“发展”的内涵。当前，中国正处在新的发展理念与传统发展理念博弈的时刻，我们面临从“物本导向”向“人本导向”战略提升的历史性任务。

　　 提高发展的包容性，不仅要提高即期发展的包容性，还要提高可持续发展的包容性。这就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去年9月《新华文摘》转载了拙作《天地人产权论》，指出，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包括人的生存发展环境（“天”）、人的生存发展资源（“地”）和人自身的生存发展（“人”）的完整体系。而“天”、“地”、“人”都有各自的产权，只有建立完备的环境产权（“天”）、资源产权 （“地”）、人力产权等（“人”）广义产权制度，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高尚全：小平同志在90年代初，特别强调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性，强调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已证明计划经济行不通，后三十年则表明市场经济能够使经济发展、人民幸福、社会进步。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说是市场逐渐代替行政计划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的过程。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变化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的结果。

　　 实践证明，改革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有些人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提出了“中国模式”，认为这种行政主导、受控市场的模式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应作为“中国模式”固定下来。但这种提法本质上是对市场经济这个改革方向的扭曲，因为当行政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固化时，市场便失去了用武之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小平同志说，人民群众就是看实践。毫无疑问，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深化改革呼唤制度创新

　　 《21世纪》：20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制度红利推动经济增长，也是增量式改革，这种改革模式在当前是否已走到尽头？深化改革需要怎样的制度创新？

　　 高尚全：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是改革开放的动力源泉。20年前，中国处于一个历史十字路口，极左回潮严重阻滞改革前进的步伐，小平同志不顾八十高龄，毅然南巡发表重要讲话，让中国改革获得了充沛的思想动力和巨大的前进勇气。小平同志在深圳考察时鼓励广大干部群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20年来，我们凭这么一口气、一股劲，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

　　 但20年来的成就让一些同志们懈怠了，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甚至唯恐自己在改革过程中因机制尚不健全获得的一些利益在下一步改革中被取消掉，从而沦落为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阶层，并急于将现在这种不平衡、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固定下来。

　　 譬如“利率市场化”，目前几个国有大商业银行，都是80年代到90年代通过改革打破原来财政金融不分家、又打破各种条块限制的结果，是改革的受益者。由于改革尚不彻底，金融领域的行政干预仍在：贷款利率放开了，存款利率仍由行政控制，使得国有大商业银行在这种仍然较扭曲的体制下获得了很高的存贷差收益，造成了资源配置扭曲，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据银监会最近发布的材料，2011年商业银行净利润全年10412亿，比上年同期增长36.3%。但当今天需要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时，曾经的改革受益者、推动者却屡屡以条件不成熟为借口阻挠“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进程。若这样的金融改革不彻底，导致实体经济困境，那么最终国有大银行也将受损。既得利益者不是不知道这种后果，但由于既得利益使他们迈不动步子，从而变得目光短浅。

　　 要突破改革的羁绊，必须从思想、组织、制度上落实南方谈话精神。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稳定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他告诫我们：“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前，深化改革必须加快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以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加快以完善生产要素市场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行政、社会、经济体制等各领域吸收先进经验、大胆创新。我们必须有紧迫感，真正拿出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同时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避免改革目标落空的危险。

　　 常修泽：推进制度创新，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矛盾。当前的新情况、新矛盾是什么？除经济领域外，我很关注民生和社会领域的体制创新。

　　 民生领域主要是公共服务体制创新问题，既涉及经济，又涉及社会。中国在进入新阶段后，社会经济领域矛盾已发生某些变化。私人用品的供给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缓解，目前比较突出的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短缺，如保障房短缺，教育、医疗卫生短缺，社保、就业短缺，公共文化、环境保护等短缺。政府必须承担起为老百姓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责任，这是加快推进民生工作的关键所在。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合理，又与社会领域改革滞后直接相关，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加以解决。所以，我主张，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体制创新，下一步应扎实推进，重点在“破题”和“落实”上下功夫。

　　 社会领域主要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改革开放33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和利益格局已发生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当前社会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应围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社会领域体制创新，这是下一步中国改革的新境界、新天地。首先，设法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和服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其次，建立利益表达协调机制，拓宽群众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协调各阶层利益的机制，注重建立矛盾的预防和调解机制，尽量把矛盾化解在初始状态。再次，处理好“维稳”与“维权”、“对抗”与“对话”的关系。我建议社会管理应当维权第一，通过维权来促进维稳（因为一些不稳定因素是由于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才产生的）；同时要学会并采取措施与公民对话，用“有组织的对话”来代替“无组织的对抗”。最后，要按照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的原则，对社会组织认真培育和管理，支持社会组织依法自主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近年来，广东、上海等地积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取得了新鲜经验，应及时总结交流，通过创造性工作，促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21世纪》：当前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日益引发社会的关注，“共同富裕”如何实现？

　　 高尚全：当前，经济发展已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在小平同志要求的促进共同富裕方面还要进行很大的努力。小平同志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实现共同富裕，减轻贫富分化不仅仅是小平同志的要求，也是我们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实事求是地面对、分析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基础。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不仅牵涉经济体制改革，而且基于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些深层原因，它的最终解决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完善有赖于公民权利保障、公权力制约、政府转型等更深层次的问题的解决。

　　 市场经济更多地是解决发展的问题，当经济发展有了一定基础，就需要将过去有所忽视的与市场经济的配套体制改革提上日程。21世纪已过去10年，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可以说与小平同志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现阶段改革的重点就是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把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常修泽：确实，分配领域矛盾比较尖锐，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日益引发社会关注，深刻影响着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强化“包容性发展”、“共享性发展”的理念，实

　　 现由“国富”到“国民共富”的转型。不久前，我在《人民日报》关于“包容性体制创新”中，专门提出了“分配体制创新：包容‘国富’与‘民富’”的命题。针对“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矛盾比较突出”的现实，我强调三点：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两个同步”增长；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突破收入分配的体制瓶颈。

　　 收入分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制度体系，其中潜藏着诸多深层次体制性障碍，如劳资关系、土地资源产权、垄断行业壁垒、个税体制、国资红利问题等。因此，需要超越收入分配，寻求收入分配改革的三个提升：一是由促进经济发展切入，向促进人的自身发展来提升，主要是劳动者权利问题。二是由分配制度改革切入，向产权制度改革来提升（因为收入不公的问题，其深层原因是产权制度的缺陷，如土地资源产权缺失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等）。三是由财富创造和分配机制转型切入，向政府和社会方面的转型来提升，包括控制政府的“三公消费”和国资分红制度问题。

　　 寻求改革共识

　　 《21世纪》：二十年前，邓小平一语“不争论”终结了对“左”与“右”的无谓纷争，开启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航程；20年后，为获得改革的共识，需要把握什么精神？

　　 常修泽：问得有意思。我年轻时读老子的《道德经》，记得一句名言：“知常容，容乃公”。“常”是常规、规律，包括经济、自然、社会规律。“知常容”是说掌握了客观规律的人，胸怀就会宽广，“容量”就大；“容乃公”——胸怀宽广、容量大以后，才能够公平、公正、公道。今天研究改革，寻求改革的共识，应当树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

　　 经过33年的改革发展，中国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下一步往哪里去？需要深思，这涉及到对改革大局的把握。正像二十年前邓小平在南方说的那句话，“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这点应该看得很清楚。现在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社会腐败严重；收入分配不公；公民权利缺乏有效保障（特别是在征地、拆迁中的矛盾较尖锐）。小平讲的“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这句话，对今天具有警世意义。应按照正确的方向和路径推进改革，使体制创新取得较好结果，从而使中国避免陷入“陷阱”。

　　 从全球范围看，2011年世界爆发的几起重大事件（如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北非变革事件等）表明，尽管各国民众诉求的侧重点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如发达国家的民众主要不满经济不公平，发展中国家的民众除了不满经济不公平外，还不满政治不公平。由此看来，民众呼唤“保障和改善民生”、“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是共同的、本质的。这是时代的最强音，也是中国体制创新的基本价值取向，坚持这一点，可凝聚社会各方面的改革共识。

　　 基于这一判断，改革要有“双线均衡”思维，我在《人本体制论》一书中讲到“两个鸡蛋”理论，即“在社会公平和市场化两个鸡蛋上跳舞”，而不要把任何一个“鸡蛋”打破。打破经济市场化这个“鸡蛋”，中国很麻烦；打破社会公平这个“鸡蛋”，中国同样麻烦。在改革过程中，要注意防止两种现象：一方面，要推进经济市场化，但要防止“权贵”；另一方面，要寻求并实现社会公平，但要防止“民粹”。当前主要是“权贵”问题。我认为，无论是“权贵”还是“民粹”，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实质上都是不利的。要把这点看透。总之，本着“有容乃大”的精神，胸怀更广一些，思想更超越一些。

　　 高尚全：纵览中国历史，但凡改革者，从商鞅到戊戌六君子，且不论改革者的结局，在任何一次改革过程中，改革所受到的反对、抵制、污蔑乃至改革者遭受的诋毁、谩骂等都如出一辙。面对各种压力，除了决策层必须坚定不移，改革者也必须有巨大的勇气直面各种非议。

　　 今天的改革，同样如此。有些人抓住改革过程中的一些疏漏及政治体制、社会配套制度等改革滞后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利用民粹思潮，对改革开放、普世价值大肆攻击。这些明显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路线截然相反的言论不仅没有受到约束，反而愈演愈烈，而一些改革呼声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呼声却屡遭非议。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完善和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前进的步伐似乎都受这些因素影响而裹足不前。反改革的言论聒噪不已，支持改革的声音反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中国改革事业似乎又面临严峻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温故小平同志的讲话，小平同志要求“不争论”的目的就是要争取时间干。他告诉我们：“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他更一针见血地指出：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时就交待我们，不要怕被扣帽子，甚至不要怕犯错误。

　　 改革必须要有敢闯、敢拼的勇气。前不久，广东在深化体制改革时提出：“要大力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加大政府职能转移管理力度，舍得向社会组织‘放权’，敢于让社会组织‘接力’。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要逐步地交给社会组织。”把政府权力，大幅度地交给社会组织，这是我们从未尝试过的事情，但小平同志说过，要大胆地试，即使犯点错误都没关系，这种改革的勇气就是我们今天特别需要的。改革必须充满勇气，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