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改革 重寻动力

　　邓聿文

　　2012年全国两会在京举行，从本届政府的任期来看，这次两会实质上带有总结的色彩，因而，人们有理由期待它出台一些不仅于当前，也于中国的长远发展有利的政策和举措，以使本届政府的工作圆满落幕。

　　先不妨简单回顾和评估一下过去5年乃至10年的政府工作。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这两届政府的10年任期，无论在经济增长还是改善民生方面，都可能是改革以来最好的10年。经济成功超越日本，此外，在政府财政收入、国民收入、进出口、城市化、社会保障建设、参与国际秩序治理等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和成绩。面对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果断决策，保持了经济的持续高增长。

　　然而，如果只看到这辉煌的一面，则可能就会犯片面性错误，辉煌背后的浓重阴影，或许才是中国真实呈现给我们的图景。在这10年里，贫富分化的加剧、食品安全问题的扩散、腐败的泛化、阶层流动的停滞、官民的对立乃至对抗、社会道德的滑坡和信仰的缺失……有学者就把中国在最近10年遇到的问题称为“转型陷阱”，意指在这十年里，由于改革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致使社会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从而出现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社会发展畸形化的情况。

　　中国目前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个明确的“转型陷阱”，可以讨论。但是，与经济强劲增长不协调的是，改革在这10年里确实有些踯躅不前，则是不争之事实。今年1月，国务院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会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并部署了今年改革的八项重点，它们都是当前多数人每天都在谈论和感受到的一些棘手问题，如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金融、资源价格、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打破垄断，推进公共服务等。如果单看这次改革工作会议，会觉得政府的改革决心很大，然而，把这10年的改革工作会议提出的问题放在一起，就会发现，10年改革基本原地踏步，某些方面甚至还在后退。

　　反思中国改革遇到的困境，有两个因素不能不提：一是改革向深水区推进后，遇到的既得利益阻力骤然加大；二是由部门主导的改革排斥公众参与，并沾染了部门利益和色彩。而这两者又是互相影响的，尤其是后者，要高度警惕。

　　对中国的改革，人们常用“渐进式”一词来描绘其推进路径。渐进式的含义是：由增量到存量、先经后政的过程，也即先在传统体制的外围培育新的市场主体和经济力量，待它成长壮大后，再转向改革传统体制本身。但这是我们今天对改革的总结，在改革发起之初未必有这么明确的思路。更可能的情形是，改革是由各地和各部门自行其是的。换言之，真实的中国改革，可能更接近部门改革。

　　对渐进式改革或部门改革，我们当然不能持全盘否定之态度。尤其在早期，由于从易到难，改革减少了社会震荡和失误的风险，同时积累了知识和经验，使之成为激励后期改革的动力和深化改革的条件。但其缺点当然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改革方式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很多时候都是为解决各种问题而被动改革；也缺乏统筹性和共融性，改革之间常有冲突，并最终使改革陷入动力不足、自我锁定的困境，形成渐进式改革的风险。

　　再深入一步，“转型陷阱”也罢，渐进式改革的风险也好，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于政府未能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

　　改革拖得愈晚，成本将愈巨大。要走出“转型陷阱”和渐进式改革的风险，必须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约束政府的冲动，这必然是一个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在内的系统的全面的改革，而不会是单一的经济改革。因为只有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自由化、社会的组织化，中产的公民化才能有效约束政府。所以，未来的改革一定要以宪政、民主、法治、市场为目标，但就当下而言，应把改革的重点放在改变政府的治理方式上，改革不能由部门所主导，减少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不当干预和管制，将政府垄断的权力下放给社会与市场；松绑民间投资，打破国企垄断，开放金融、文化等各类服务业；建立公共财政和预算民主；加快社会组织的培育，构建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机制，拓宽民意诉求的反馈渠道；改革收入分配体制，缩小贫富差距；以及加强法治建设，使改革在法律的框架和约束下进行；等等。

　　目前，民间对真正改革的呼吁很高，上述改革若成为这次两会讨论的内容，并在民意推动下，出台实质性改革举措，将不啻是中国改革事业之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