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华盛顿共识”

　　郭凯

　　 最近世行就中国经济模式和改革建议所发布的报告，再次延续了世行多年来为推动“华盛顿共识”成为全球意识形态而效力的机构特色。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经济模式走到至今，需要改革才能玄鸟重生。

　　 中国政府的管理体制是需要继续改良，但是世行对中国特有的只有劳动工资税、没有资本利得和财产税，一些劳动者没有议价权，社会贫富差距和分配严重不公等问题导致的经济失衡，视若罔闻。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跌过跟头后，对世行这一机构至今所持有的怀疑态度，中国应该多做了解。中国更应意识到，自己将来发展好了，要替全球大多数人来承担改革世行的责任。

　　 经济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其20世纪经典《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制度》中，对多种经济模式和社会制度结合的成败优劣做了系统的、从经验出发的公正评判。结合中国的经验，读过这一经典著作后就会理解，前苏的冷战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失败，而美国的胜利，也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胜利。凯恩斯在《通论》里面，对为什么生产（资本积累）和消费失衡将使资本丧失一部分自由给国家做了解析。这些对中国的思考者来说，都值得从中国经验出发来研读。马克思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果实是经验科学，《资本论》更是和李嘉图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一脉相承的智力成果。劳动价值学说来自李嘉图，政治经济学中的阶级和阶层分析法，也来自李嘉图。

　　 我们的经济改革，九五计划开始后有一个明显的转折，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Chris Bramall教授对此有系统论述，这里不再赘述。从九五计划至今，面对十几亿人口，在中国投资找不到很多本土消费者，实业资本找不到新利润机会的原因，就在于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民收入中的劳动（大多数人）收入占比持续下降，资本（少数人）收入占比持续上升。而这个模式在1997年到2007年是最明显的。

　　 MBA管理学的兴盛，也把福特主义简单管理学化了。福特资本主义模式中，有一个最基本的要素，就是企业的工人是可以消费得起企业自己的产品的。现在在中国的汽车组装线上的工人们，有多少可以消费得起自己生产的汽车？在中国的毛绒玩具生产线上的工人们，有多少可以给自己家里的小朋友每年买一捧毛绒娃娃？中国从九五计划至今的经济模式，包含的很多内容，就是“华盛顿共识”所代表的东西。

　　 就拿毛绒玩具这一个产业为例子。现在中国13亿多人口，最富有的5000万人口的富裕程度比美欧的最富阶层有过而无不及，另有2亿多中产人口，以及10亿低收入人口；5000万最富裕人口的占有财产之和，大概相当于后面10亿人口的财富之和。如果最富的5000万人中的1000万小朋友，每人每年消费40个毛绒娃娃，也只有4亿的年销量。但是如果余下的10亿低收入人口中，2亿小朋友每人每年可以消费5个毛绒娃娃，一年的销量就是10亿。中国怎会要依赖出口？这是一个简单化了的例子。不过它反映的是一个经济生产中的基本道理，如果社会分配不均，资本积累速度严重超过劳动收入上涨速度，那么新投资的资本报酬递减和丧失新的可盈利投资机会就是无法避免的。

　　 重估“华盛顿共识”

　　 资本积累过剩的具体表现，不仅反映在没有需求导致的大多数产业相对产能过剩，而且反映在以存款、投资和财产高度集中为代表的食利阶层过大上。资本所遭遇的在实业领域的资本积累过剩危机，即便短期内可以被金融市场自我循环的投资所缓解，如果收入分配结构问题不调整，这个资本报酬递减和资本过剩危机同样会在金融市场引爆，金融衍生市场也挽救不了这一矛盾。

　　 对于中国的消费转型和收入分配改革，急需要应对的，是居民对城市公有产权土地的产权问题，以及对整个税收结构中只有工资所得税没有资本所得税、财产增值税的问题。在利息税层面，累进制的税收同样不应忽视。面向个人的资本所得、投资和财产增值的税收改革，也是各级政府保持财政开支能力的必然要求。不结合实际，简单谈论小政府大政府是误导性的。一个政府，要具备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保障的能力，税收征收和税收调节是必要的。而要具备这一能力，更要求政府预算制度和财政公开制度的彻底改革，各级人大代表可以看到的财政预决算完整报告，应该通过公共渠道向国民完整公开。否则，“华盛顿共识”就会将人带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