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种橙记

　　作者：陈晓 摄影：张雷 编辑：晓晨

　　核心提示：2400亩“雷响地”，在10年内成为拥有35万株冰糖橙，固定资产8000万元，年利润3000万元，拥有完备道路规划和水利设施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但和84岁的褚时健永不停息的进取心相比，哀牢山上的冰糖橙王国可能才刚刚起步。

　　控制者

　　从褚时健的玉溪住所，到橙子园所在的嘎洒镇山头，有4个多小时的车程。路况并不平稳，沿路可见一张张警示标牌：小心滑坡，此处是泥石流路段……高速路因此辟出一段段双向共行的车道，汽车不得不以S形路线在不断出现的岔路口穿行。

　　从2001年起，褚时健就经常穿行在这条道路上。他在哀牢山上承包了两个相邻的山头——硬寨梁子和新寨梁子，开凿了一个2400亩的冰糖橙园。这是当地最大的农场。最近由于从新平到嘎洒的路被水流冲断，汽车还必须从山上绕行，又多了近一小时尘土飞扬的山路。但褚时健仍然保持着上山的频率，大概一周多会去果园一次。橙园的管理人员告诉本刊记者，每次到果园，他都会先下地去转，查看果树的生长和农户对当年工序的执行情况。现在年纪大了，走动范围变小，但也会坐在车里巡山。每个月月底27～30日，他必定在果园。因为是发工资的日子，需要他的签名。

　　虽然已经84岁，他仍然控制着这片山林运转的每个环节。就像当年在做烟厂的过程中，他突破性地把烟田设为企业的第一车间，并争取到了烟草专卖局局长的职位，亲身参与并掌控了产供销的每一个环节。水塘镇镇长刀文高告诉本刊记者：“有一天我去山上，听到果园的工人们在发牢骚。刚从湖南进了一批树苗，是褚时健亲自去湖南参观，并亲自订下的。树苗到基地后，他一直盯在卡车旁，看着工人们下苗、搬苗，移栽进土里，一直盯到晚上20点。工人们抱怨说，所有事情都要在他眼皮下实施，对他们一点不放心。”

　　果园里共有110多家农户，大部分常年住在山上，褚时健为他们修建了青砖的住所。他们大多举家来到这里，每户负责2600棵树苗，几乎与世隔绝地在山上劳作。褚时健为自己的冰糖橙种植制定了很多细致的工序。比如，要想橙子品质高，必须先前就摘除一部分果实；树长大了，空间不够，相互争夺阳光和养料，必须砍掉三分之一的树；这些措施会减少整体产量，但会提高单个橙子的质量。农户们总有些舍不得，但“在这里只是执行”。农户李德春说：“不能说你的意见是怎么样，不能在这谈，只要他说，你这几天干什么，或者这一片树叫你砍，你就砍，只能是执行，不能说我觉得这样会更好，没有这种说法。”

　　凡事亲力亲为，重视技术，永不满足，力争第一，这些都是褚时健到84岁仍未丢弃的性格标签。从2002年开始种植自己并不熟悉的冰糖橙后，他更要依靠自己对细节的严格掌控，确保二次创业的成功。果园的技术员张伟告诉本刊记者，冰糖橙是一种非常费人工的作物。年初要剪梢，保证果树能吸收足够的阳光；开花后要保花保果，结果后要控制果实的大小、外观；生产环环相扣，一年四季不得闲。这正合了褚时健“闲不住”的性格。

　　3月正是给果树保花和灌溉的时节，以巩固年初剪春梢的成果。果树的产量很大程度上由它吸收的阳光决定，剪梢则决定树木的受光度。褚时健曾经这样总结过这道工序的重要性：剪开了，光照足了，果树就会稳产。很少修剪，大小年就严重。有的高棵矮棵的，平均下来产量就不行。他现在已然是一个冰糖橙技术专家。果园的技术员张伟原来是玉溪柑橘研究所的专业技术人员，从基地创建时就来到这里。他告诉本刊记者，自己从事这个行业20多年掌握的知识，还不如褚时健种冰糖橘10年以来掌握得多。

　　阳光是种好果树的第一个必备资源。为此，褚时健不厌其烦地改进剪梢方法。走在柑橘园里，年初刚剪过树梢的橘子树，树梢并不齐整，高低错落。张伟说：“褚总经常去外地种橘子的基地考察。各地的气候条件不一样，比如华宁的剪得轻。有很多地方不剪。而冰川的就剪得重。”这片果园是褚时健比较各地的剪法后，和技术员商量琢磨出的独特的剪梢方法——根据哀牢山上的日照情况，“太阳不管正着还是斜着，都要透得下来”。

　　为了让果树的受光程度更高，剪梢的方法还在改进中。张伟告诉本刊记者，每年到剪梢的时候，褚时健都会把几位技术人员召集起来，让每个人按自己的方法，修剪4～5棵树。他也会提出自己的剪梢方案，让技术员帮助修剪。然后定期来查看这些试验地里不同剪法的果树开花，挂果情况。根据年底的产量和综合评估，其中表现最好的，将会推广给农户。

　　3月2日凌晨，褚时健从玉溪出发，8点多就到达了山上的橙园。他先检查了硬寨梁子山上的一片剪梢示范田，然后请果园的管理层和技术人员去山下吃饭。傍晚回到住所，在山道上看了一阵橘园。他昂首挺立，腰杆笔直，看不出84岁可能出现的人生疲态。

　　为什么种橙？

　　这片橙园让褚时健又回到了聚光灯下。他仍然是一个财富英雄。2400亩山地，固定资产8000万元，年利润3000万元，产出的橙子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一位昆明经销商对本刊记者说，褚时健种的云冠牌冰糖橙分三个等级，最好的卖到14块/公斤，最差的一等8～9块/公斤。而随后上市的湖南冰糖橙，只有6.9元/公斤。他的果园已经成为新平县发展现代农业的典范，不仅让土地产生更多的效益，还让农户也分享到了繁荣。2008年公司果农户均收入最低1.2万元、最高2.4万元。但现在，山上的员工告诉本刊记者，110多户种植农户中，第一等级的农户，最高年收入已经达到6万元。而技术员的年薪足以达到10多万元，不低于一个大城市的白领收入。

　　与山脚的现实比起来，更能明白为什么它会成为新平县发展现代农业的典范。水塘镇镇长刀文高告诉本刊记者，去年镇上年人均收入只有2929元。镇中心道路狭窄，市面萧条，山脚下的村庄更是茅檐低小。贫穷仍然是这里最普遍的社会烙印。即便身居高位，也很难躲过贫穷的心理压迫。褚时健的辩护律师马军曾替多位云南的落马高官辩护，其中一位是“原来云南林业厅厅长，当过昭通地委书记，也是个老干部，收受贿赂20多万元，最后被判刑。逮捕时20多万还在他保险柜里锁着，为什么没用？他说这20多万是准备拿回老家去修一条过河的桥”。马军说：“我记得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委托我当辩护律师时说的一段话。李嘉廷说，他穷怕了。几百年来，从那个穷山沟出来，小时候就没穿过一件好衣服，没穿过一双好鞋子。后来上了学，当了官，家都不敢回。为什么呢？到那个石屏县，老家的那些穷亲戚来了，这个要那个要，没办法，所以想着在位的时候搞一些，以后退下来回家修修路、建建房。”

　　褚时健去年也刚从经营果园的收入中拿出几十万元，给老家的百姓装了一条20公里的水管，可以解决300多亩山地的灌溉。对贫穷，褚时健有自己的记忆和恐惧。他从小家境贫寒，成年后，因为政治动荡，家庭生活一度困窘。1959年，褚时健被打成“右派”去农场报到，妻子马静芬也被单位劝退。她拖着病体，在昆明一个人带着7岁的女儿，靠给别人织毛衣生活，一个月挣六七块钱。天天织毛衣，一个指头都弯掉，一个月才挣六七块钱，还是维持不了生计。

　　对这一代人来说，对金钱的态度有一种矛盾的价值观。他们个人并不那么在意奢华的生活。褚时健一直保持着节俭的生活习性。他总是穿蓝色的老式塑料拖鞋，宽松的棉布裤子，不会扎领带，一件白衬衣因为穿着多年，领口泛黄，袖口也微有污渍。一根皮带用了20多年，比公司年轻员工的年纪还大。刀文高对褚时健的节俭也记忆深刻：“有一次碰到他在镇上饭馆吃饭，一盘腌菜炒肉末没吃完，他亲自打包。”

　　去年褚时健刚拒绝了一家公司希望帮他将果园运作上市的提议，因为“没的这个心肠跟他们玩”。但他也希望获得更多的金钱，这种愿望融合着各种复杂的情感：荣誉，自我价值的证明，对家庭以及家乡的责任感，以及安全感。褚时健向预审人员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在退休前私分账户时说：“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想，新总裁接任后，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总会计师)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当有记者问他：为什么当初想来承包果园？褚时健低头想了想说：“心里不平衡，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上千万，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另外，我70多岁出监狱，总得找点事做，让生活充实点。”

　　他决定种橙子。这是他的老家华宁县的传统作物。老伴马静芬说：“以前社会上有很多人说，你褚时健搞烟厂搞得那么好，那是因为政策好，云南烟得天独厚，烟厂交给挑扁担的都成。他做果园，就是想否定这个。”

　　“书生”褚时健

　　从玉溪到嘎洒，一路风景参差不齐。小块梯田，零落的芭蕉树，丛生的枯黄杂草，甘蔗林细长的枝叶像刀戟一样朝天生长着，更多是像被天火烧过一样通红干燥的山地，不着一物，罩在防止滑坡的网兜里。

　　褚时健的果园隐藏在这一片杂乱的地貌中，为了最大限度获取营养，果园里成熟的树木都只有约1米高，远处并不容易看到。但汽车开进山里后，就能看到现代化农业的整齐面貌。两条水泥道路分别在山的两侧盘山而建，全场60多公里。路边还安装了路线标识牌。两条道路一出一进，让丰收时节汽车也进出有序。据说选果车间最多的时候有9辆东风牌大卡车排队等候。道路两边，是按照等高线全面使用机械化开挖的林地，每亩地148株果树，株距和行距分别是2米和3米——太密了抢夺营养，影响生长，太稀了则浪费土地。以一户农户2人为单位，根据片区管理户数，配套建设农户住房和沼气、厕所、猪厩，两个基地共投入资金68万元，建成农户住房130套、共4200平方米，建成“三配套”沼气池138个；要求果农使用沼气，对自己管理的果园，地埂种植红薯等作物，饲养猪鸡，将生产的农家肥和沼液沼渣投入到果园中，增加果园肥源。

　　对新加入的农户，褚时健总会叮嘱各种生产的细节：把地弄得平整点，赶紧种黄豆，用做绿肥；在果苗根部覆盖着枯叶，以保持水分，但同时也要小心下面藏着的看不见的白蚁……镇长刀文高告诉本刊记者，褚时健的果园按1万元/亩的高标准投入建设，镇上去年也想依附这个基地，发展柑橘种植。但连5000元/亩的标准投入都负担不起。去年种下的5万棵树苗，今年因为天旱，已经枯死了一半多。

　　3月正是橘子开花时节，山里空气中混合着花香和化肥淡淡的酸臭味。办公室主任普元星告诉本刊记者，肥料是褚时健的独特配方，混合了鸡粪、烟沫，还有榨甘蔗后废弃的糖泥……褚时健很得意于自己配置的肥料，成本只有200多块，但比市场上1000块的化肥还好。不仅改变了山里的土壤结构，还让冰糖橙的甜酸比达到18比1，这是别的橙子很难达到的口感标准。昆明经销商吴应虎有一年邀请褚时健去他的水果超市了解市场，特意将店里的另一种只卖2块/公斤的广西橙子划给褚时健吃。“我当时的意思就是想说，价格比你便宜几倍的橙子，还比你的甜，希望能用这个理由向他多要点销售返点。褚时健当时没有回应我的话，只是转身对旁边的记者介绍起自己果园施的肥料和水果的甜酸比，甜不是最好的，要甜酸适中，水分充足，而且皮质更软，用手就可以剥下来。”吴应虎对本刊记者回忆。

　　在褚时健的果园里，农业不再是大而化之的靠天吃饭。园区所有的设置和果树的生长，都有一系列经过测算的数据支撑。虽然从未受过专业的训练，但褚时健的学习能力很强。“他不打牌，不打麻将，就是喜欢看新闻、看书，大多是柑橘种植、采收方面的书，经常给我们带来各种信息，包括国外的。”张伟对本刊记者说。

　　1927年腊月，褚时健出生在云南玉溪市华宁县一个普通农民家中，他的两个哥哥先后夭折，父母有些紧张，于是搬离祖宅，来到人烟稀少的铁路边上，褚时健每天上下学都要顺着这条铁路走。后来褚时健回忆自己在铁路边度过的童年：“铁路是法国人修建并经营的，他们雇一些当地人维护铁路，这里工人的工资是当地人收入的几十倍，如果能在他们那里做工，日子就很好过。所以大家争着来这里做工。”这对年幼褚时健的触动是：“要把书读好才行！”

　　褚时健并没有机会好好读书。到昆明读到高一，解放战争开始，他和二哥去参加了边纵游击队，从此远离校园。但他在技术上的学习能力让人惊叹。张伟说，自己从19岁就开始从事柑橘种植的技术工作，但“跟褚时健做事之后，才真正体会到技术的重要”。

　　技术总是褚时健做每件事的立身之本。刚到玉溪烟厂，一些人看不起褚时健，但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大家的看法。当时厂里坏了一台锅炉，整个烟厂只有两台锅炉，坏一台产量就减一半。厂里员工告诉褚时健，前任厂长在时，坏过一台锅炉48天才修好，这一次也要40天。褚时健之前在嘎洒糖厂时也修过锅炉，略懂一点技术。他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我说只要4天，结果他们都不敢干了，前任厂长亲自指挥48天才修好。我说我也亲自指挥，4天完不成不叫你们负责。”结果3天半就修好了，从那以后，褚时健在玉溪烟厂的威信正式确立。“大家觉得，这个新来的厂长要干，还懂，不能哄他，做事不能马虎。他们原来看不起我，这一次，无论是干部，还是工人对我的看法都改变了。”

　　果园发展中的几次危机，也是靠褚时健看书度过的。第一次是2006年，种下4年的果树第一年挂果，2400亩只收了14吨。果树掉果严重。“我用手拿都拿不下来，但技术员说被风吹就吹掉了。那次我是真着急，睡不着了，连夜看书找原因。”

　　张伟还记得另一次果园发展的危机是2007年。随着产量的增加，果园建起了冷库。但由于对冷库的温度和湿度标准并不熟悉，入库的水果都腐烂了。请了外地的专家来也没能解决。“那一次他也是急了。听马老师说，他夜里三四点还在看书，后来还是找到了办法。最后技术员就是根据他说的标准，调整了冷库的温度和湿度。”

　　有争议的山地

　　褚时健的橙子园有两个山头。一个山头是硬寨梁子的近千亩山地，更大的一部分则属于新寨梁子。公司的园区总部也设在这个山头上，是一栋黄色的两层回形楼房。除了面积更大，房间更多，外观与沿途所见的农民房并无区别。褚时健住在二层的一隅，房内设施简单，唯一特别的是二楼有一间他的私人厨房。除了侍弄果园，看书之外，他的爱好还有下厨炒菜，果园的管理和技术人员有机会吃到他炒的辣子鸡，味道还很不错。宅子一侧是棵高大的无花果树，宅门前有两尊白色的小石狮，略微让人在家常和农耕生活之外，联想起他当年的威仪。

　　因为放弃重操烟草老本行，对一个保外就医的老人来说，他与人生博弈的资本失去了一大半。但好在云南还有土地。虽然山地设施落后，哀牢山脉也有独特的种植优势。刀文高对本刊记者说，褚时健选择这里，也是经过精心的考量。种植冰糖橙最重要的是阳光和水源。哀牢山属于干热河谷地带，气温很高，平均气温比200公里以外的玉溪高出10摄氏度。这里阳光充足，水源也算丰富。“哀牢山上植被茂密，雨季储存下大量雨水。有句话是哀牢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长。以红河为界的东西两边，水塘镇这边属于江西，雨水只下这边，只有2009年，百年不遇的旱灾，直到5月底才来雨水，造成农业大减产，其他时间我们都还能应付。”刀文高对本刊记者说。

　　这片土地是褚家人2002年从水塘镇政府手中租来的，租期30年，租金28万元/年。从目前的土地价值来看，这是一个相当便宜的价格，现在水塘镇的土地流转，至少已经达到700～800元/亩。但水塘镇镇长刀文高认为并不吃亏。“这片山地是雷响地，完全靠天吃饭。当年是镇办企业的用地，原以种植甘蔗为主，由于长期不轮作、土壤板结、肥力差、灌溉水源和设施严重不足、甘蔗施肥和管理不到位，长年平均甘蔗单产3吨以下，扣除种植成本后，平均每年每亩收入不到80元。给他的租金相当于100元/亩，还赚了20元。”

　　但这块土地的权属历来就有争议。新寨村的老村主任白文贵告诉本刊记者，这片山头世世代代是新寨村村民在耕种。直到1969年农业学大寨，新寨村隶属的水塘公社组织村民开荒种甘蔗，由公社投资水管、路、电，但新寨村民投工投劳，建起了甘蔗林。此后这片土地被镇属企业占用多年，因为企业一直亏损，没有付给新寨村民一分租金。和褚时健签订租地协议后，一年有20多万元租金，新寨村依然一分未得。他们向上反映多年，才在2009年争取到了40%的租金。但村民们并不满足。“这里是我们祖辈的地，我们要把租金全部拿回来才合理。”白文贵说。

　　2002年“2·14”泥石流。村里失踪了17个人。这一事件对果园有两个影响。一是果园的土地面积因为滑坡减少了。白文贵在镇里打听到，果园甚至为此修改了这片山地的租约，将租金由原来的28万元/年减少到24万元/年。另一个影响是，村庄遭遇的灾难让村民们更强烈地要求从土地中获得补偿。白文贵说：“我们都清楚，褚时健的果园这几年很赚钱。这里是我们祖辈的地，我们要把租金全部拿回来才合理。”

　　水源

　　果园需要小心维系着和周边的平衡。橙子园的土地归属并不明确，山脚下的村民本来就有怨气。他们能从中间接分享的经济利益也几乎为零。基地的办公室主任普元星告诉本刊记者，橙园每年大概需要1万名零工，日工资也由前几年的二三十元涨到了50元，但因为对技术要求更为细致，新寨村村民没有一个人在上面打工。这个庞大的产业基地，不仅占据土地，还大量消耗着当地最重要的水源。

　　3月总是最难熬的季节。这是云南雨季和旱季的交接时段。从去年5月到10月储藏下来的雨水，经过一个滴雨不下的冬天，已经消耗殆尽。农村的插秧季节又迫在眉睫。“再过半个月没有雨，今年的春耕又是个大问题了。”刀文高对本刊记者说。山脚下，橙园和新寨村共用的水源棉花河已经接近干涸，露出嶙峋乱石。另一个硬寨山头下，更宽阔的嘎洒江也显出大半裸露的河滩地。2009年大旱时，果园投入60多万元购置了抽水设备，将嘎洒江水引上350米高的山上，但用水形式仍然严峻。这两天正是果园灌溉的时节，每户果农承包的土地有两天的灌溉时间。但农户告诉本刊记者，因为水量不太充足，两天时间的灌溉很难把果树浇透。

　　张伟说，褚时健的话不多，但和几个技术人员，他经常聊天，最近的话题就是天旱。水源一直是褚时健最重视的部分。园区的设置中，耗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水利设施。在租下两片山头后，他考察发现两片土地产出率低的主要原因就是缺水。因此公司投资138万元，从哀牢山到基地架设2条引水管，总长18.6公里；在基地内，投资64万元建设蓄水池6个、总容量达25万立方米，投资60.9万元安装灌溉用各型输水管道58.3公里，投资72万元安装微喷灌设施2400亩、铺设微喷管道52万米。每排橙子树下都缠绕着一条黑色塑胶水管，管体上喷着细细的水流。张伟说，这片果园在当地最早使用喷灌方式，老的橙子基地华宁以前一直都用的是沟灌，后来才学褚时健的果园，使用更节水、利用率也更高的喷灌方式。

　　采访中，很多人提到了褚时健在水资源问题上的预见性。“原来山上只有一根从棉花河里接来的引水管，他后来增加为三根。甚至山顶宅子前的水塘也扩大了一倍的面积，以做储存水源用。”橙园在棉花河中的取水点位于邦迈——一个距离山脚约有十几公里的村落，褚时健把引水管沿路大的鱼塘都承包了下来，丰水季节，引水管总是先灌满路边的水塘。虽然每个水塘的水量有限，但“进入3月以后，云南的雨说来就来。储存的水源能支撑一两天，有时都能解决大问题”。镇长刀文高对本刊记者说。

　　这些设施都是在基地初建时逐步完成的。当时看起来有些大动干戈，但到2009年云南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时，山脚下的老百姓都要出去抬水喝，农业大量减产，褚时健的橙园却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还让临近村庄分享了他水利设施的好处。新寨村前村支书刀永云曾经因为枯水期的用水问题找过褚时健。“当时正是冰糖橙要用水的时候，村子里也要接通6公里的水，他们水不够，我们群众饮用水也不够，没法，政府解决不了。当时我找他，说我们老百姓这方面，雨没下来之前，给我们用一下水。他说可以可以。对我们新寨发展的帮助是真的，我们非常感谢。”刀永云回忆说。

　　与周围的村庄相比，褚时健和他的橙园是资本上的庞然大物。但和常见的以霸道的姿态进驻农村，进行掠夺式开采的资本相比，这是一个有善意的庞然大物。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为土地归属问题而产生的危机。白文贵告诉本刊记者，当地村民对政府处理租金的方式不满，甚至还想去山上闹，但觉得褚时健还是不错。“连续3年大旱，我们找果园基地帮忙出资30万元，将村里原来2寸的水管换成4寸，他也同意了。他说话还是算话的，答应了肯定就会办。”

　　不断扩张的事业版图

　　在对外宣传中，果园的董事长是老伴马静芬，褚时健只负责果园的生产管理。但在果园的实际经营中，他曾经在烟草行业的丰富经验，仍然能派上用场。

　　张伟指着山坡上一片果林告诉本刊记者，山坡上的树种有很多次变化。刚种下时，因为没有打开销路，为了减轻市场压力，还种了一部分温州蜜柑。这种作物的卖价约比冰糖橙便宜一半，成熟期也不同，可以错开销售高峰。但2008年南方雪灾，褚时健看到了这个消息，召集技术人员开会时说，雪灾肯定对湖南冰糖橙产量有很大影响，来年的市场要有大的变化。他决定将果园的5万棵温州蜜柑挖掉，全部改种冰糖橙。“当时基地的温州蜜柑已经挂果了，还有六七个月就可以收，这个时候挖掉，相当于要舍弃价值200多万元的果子。我们都说最好等蜜柑收完这一季再换品种，或者隔一株挖掉一棵，减少一点损失。褚时健回去琢磨了一下，还是坚持立刻把所有温州蜜柑换种。但后来的市场情况证明他是对的。第二年，南方的冰糖橙确实减产很多，那一年我们多赚了1000万元。”张伟对本刊记者回忆。

　　他依然雷厉风行，严谨守时。张伟记得，和褚时健相约去距离玉溪200公里外的一个柑橘基地考察，约好早上8点到，他到达的误差从不会超过5分钟。一位认识他多年的老朋友告诉本刊记者，他还在担任烟厂老总时，有一次去昆明开会，他在重庆读书的儿子想搭车回家。但到了约定时间还未来，褚时健也不等，就让车直接回玉溪。

　　褚时健做企业的最早经历是在“文革”时期，就在橙园山脚下的小镇上，他担任过嘎洒糖厂的厂长。褚时健如此描述这段历史：“我这个厂长是戴罪之身，‘摘帽右派’。打个比方，‘右派帽子’挂墙上，检查的人来了，就给我戴上；批斗我了，就戴着帽子走个过场。厂里有两路造反派互相打，他们都不舍得往死里整我。整个云南的糖厂都亏损，我那个镇办小厂一年盈利30多万元呢，别的厂100斤甘蔗能榨9斤糖，我们能榨12斤。我们还把别人榨过的废料，要过来再榨一次。尽管设备简陋，品质在当时算好的，像蜡一样。”

　　当他在75岁时因保外就医离开监狱，再次回到这里时，他依然是戴罪之身。律师马军说他的低调是不得已的低调，至今“阴影还在”。阴影一方面来自褚时健和家庭已经付出的沉重代价。他失去了女儿，在牢中患了糖尿病，严重的时候只有扶墙走，2001年保外就医后，还因为头眩晕昏迷过两次，需要靠注射胰岛素来对抗糖尿病的威胁。

　　阴影的另一方面则来自他的现实身份——他依然不适合出现在聚光灯下。除了2008年，在昆明经销商以“不用下车，就坐在车上看看”为条件的力邀下，来到昆明。这是他唯一一次在玉溪以外公开亮相，此后再没出现过在果园以外的公共场合。甚至烟业也成为他生活的禁区。当初掌控红塔时，有相当多的人受过他的恩惠，如果他重入这个行业，将这些人脉资源变现，依然可以产出极大的经济价值。很多烟草企业也看到了这一点。保外就医后，国内外的烟草企业都来邀请他担任顾问，他一一拒绝。

　　他希望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推进事业的脚步却从未停止。基地的办公室主任普元星告诉本刊记者，2006年时橙园总产量只有1000吨，2011年的产量达到8600吨，比上一年多了3000吨。但按照现有种植面积，果园的最高产量约为1万吨——这满足不了飞速发展的市场要求。去年新租赁下了400亩土地，种下了一批仅有半尺高的嫩绿果苗。2009年在接受采访时，他曾经说自己虽然有心发展果汁加工的副业，但因为年事已高，只能放弃这个想法。但镇长刀文高告诉本刊记者，去年一个3000万元的果实初加工基地已经投产。基地的选果车间也要扩建，增加一台机器。原来的规模，大卡车开不进去，要用小车拉到厂房外，再装卸进大卡车，拖延了上市时间。随着物流业的发达，冰糖橙也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紧密的供应链。褚时健的冰糖橙上市一个月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橙子就蜂拥而上。“我们必须要增加入市速度。”张伟说。

　　褚时健的进取心永不停息，但果园的生长也蕴含着危险。土地已经越来越少。刀文高说，虽然这边看起来地貌繁杂，但实际上大部分山地都已经利用起来了，甚至在海拔1200米以上的高山上，都已经为了发展经济全种上了核桃苗。再要像褚时健当年那样一下包下两个山头几千亩地已经不可想象。“果园要想再扩张，只能靠和村民一对一地谈判，但土地成本已经是当年的好几倍。”

　　水源也越来越紧张。刀文高说，如果想在当地大规模扩张农业产业，就必须建水库来增加储水量。目前水塘镇还没有一个水库。水库投资动辄上亿，当地财政无法负担。而且因为属于哀牢山生态区，拦腰切断河流修建水库也不被允许。而争夺水源机构却在增加。在果园新征400亩山地的同时，一座同样要靠棉花河用水的电厂也建成。

　　最大的危险还是褚时健的永不停息的进取心。当他拒绝投资公司的上市邀请时，曾经谈到过果园发展的隐患：“我84岁了，管不了几年，以后交给我外孙女和她丈夫。说实话，他们管管销售还行，但还没掌握种植技术，上了市，我倒是拿了钱，只怕亏了股民。”但他的种橙事业的发展趋势却在超越他的身体极限。刀文高也惊讶于“一个84岁的老人，还在不断扩大版图和规模”。这个场景似曾相识。当他还是烟业领袖时，国家有一个专门管进出口的领导人，有一次碰见他说：“老弟，你原来说利税搞到50个亿算了，你现在搞到200亿还在不断地搞嘛。”褚时健说，干起来就是欲罢不能，身不由己了。

　　(感谢《成都商报》记者刘木木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