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社会组织的充分成长 政治体制改革才会增加确定性

　　王峰

　　 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正在进行中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建设需遵循怎样的路径？本报专访了中央党校博士生导师吴忠民教授。

　　 吴直言，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对于政治建设具有基础性意义。如果没有社会建设富有成效的推进，不仅经济改革的成果将得而复失，政治体制改革也将无法进行”。

　　 他提到社会建设关键的一点，就是让中等收入人群真正发育起来，让社会组织充分介入政府和民间事务中，通过较为理性的力量，充分凝聚共识。

　　 橄榄型社会更有利政改

　　 《21世纪》：您如何看待我国经济体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却无法同步跟进？

　　 吴忠民：温总理讲，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这一点很重要。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已成为很多群体的呼声。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点，这就是社会建设对于政治建设的基础性意义。我以为，如果没有社会建设富有成效的推进，不仅经济改革的成果将得而复失，政治体制改革也将无法进行。

　　 《21世纪》：社会建设是独立于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吗？

　　 吴忠民：相对独立。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有一个前提，就是社会建设的支撑，其对政改有三点意义。

　　 第一，社会群体的结构应该是合理的，以中等收入人群为主体的社会结构（橄榄型结构），更有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

　　 一个社会如果贫富差距太大，社会多数人是中低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中等收入人群没有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的话，那么社会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就相距太远。缺少基本安全意识、为免除饥饿、为取得生活尊严而抗争的中低收入人群，就会成为民粹主义和平均主义牢固的社会基础。这样一种社会很难达成共识。

　　 在这种情况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大的左倾激进政治力量，就会对政治建设进程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种种政治纠纷和抗争，很有可能使得政治建设面临众多不确定性因素，社会就容易陷入骚乱状态。

　　 第二，如果没有社会组织的发达，没有这种介入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组织的成长，民众的利益诉求就会因缺少代言人而无法集中。因为这样的代言人相对来说比较理性，也能够比较准确地表达人们的诉求。如果没有社会组织的成长，政治体制改革就缺乏必要的演练，其推进会缺少确定性。

　　 让社会组织发育起来，一个群体有一个机构作为代言人，有这样的基础的话，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就会减少不确定性，成本会减少。中等收入人群如果真正发育起来的话，理性的共识更容易形成。

　　 我觉得，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社会建设。大多数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都有一个前提，就是社会组织、公民社会成长起来了，这个环节是不能逾越的。没有哪个国家是越过社会建设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的。比如菲律宾，从表面上看有一套非常现代的政治体制，但却是被一些大地主、大财团操控。

　　 第三，互惠互利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以及畅通的社会流动机制，有助于消除许多对立的政治目标。如果较高位置的阶层同中低阶层社会群体在利益方面并非同步增进，而是反向状态，并且社会流动渠道阻塞的话，社会群体间就会产生明显隔阂。在此情形下，政治建设的目标就会呈现出一种分离或是扭曲甚至敌对的状态。

　　 社会建设的推进，还有利于民众个体公民意识的觉醒。就是让民众不仅对自己负责，也对这个社会负责。

　　 自由相对有余而平等相对不足

　　 《21世纪》：尽管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态势仍保持良好，但不可否认的是，民众的焦虑感也随着高房价、高通胀等压力增加，这种社会焦虑是否会引发社会动荡？

　　 吴忠民：社会焦虑固然会降低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但还不至于引发社会动荡。应当看到，社会稳定几乎是中国人的一种情结，并且有着文化传统的支撑，比如务实、平和、宽容精神的传统。

　　 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极为注重现实生活，具有一种明显的务实精神。比如家庭的重要缓冲作用。中国人对于家人几乎是负有无限责任，客观上这有利于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再比如互联网的减压作用。如果运用得当，互联网则能够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产生积极影响——有效减压、有效辟谣、有效批评、有效建议。

　　 只有社会组织的充分成长 政治体制改革才会增加确定性

　　 《21世纪》：您如何看待在社会焦虑中，人们对自由和平等的关注？

　　 吴忠民：从社会大环境、制度层面上看，自由相对有余而平等相对不足。改革开放将中国引入了一个空前自由、包容的时期，但这种自由是初级的，是处于“规则的真空期”的自由，有些优势群体的成员往往会借助于优势地位，进行无序的利益扩张，从而使另一些处在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失去了相对的平等。

　　 从某种意义上讲，平等从属于自由，其存在是为了确保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而自由过度或者平等过度都不行，平等过度就成了一种大众暴力，很可怕。

　　 恰当的自由加上恰当的平等，就是公正。尽管100%的公正可能任何一个国家都实现不了，但是60%、70%的公正我觉得还是可以实现的，这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让社会组织介入官和民之间

　　 《21世纪》：我国社会呈现城市和农村的二元分割，城市和农村的社会建设路径应该有所区分吗？

　　 吴忠民：农村和城市是否各自开展社会建设并不重要，分地区推进倒是很重要。比如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的基层选举尺度应该放大，因为这些地区民众的个人负责意识、参政意识已经比较强烈，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参政能力。

　　 最近乌坎的选举就非常成功，说明我国的法律如果认真执行、不走过场的话，会很顶用，也说明如果放手去搞，官民矛盾会相对减少很多。

　　 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人们的利益诉求有差别，就需要在不同的试点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在有些地区一些部门的试点，步子可以大一点。

　　 《21世纪》：在社会建设中，如何处理官民冲突问题？

　　 吴忠民：在中国诸多矛盾中，官民矛盾是非常突出的一项。应该让社会组织介入官和民之间。现在政府勉为其难承担的很多事情，是应当由社会组织解决的。

　　 比如劳资矛盾，通过雇主组织、政府和工会三方协商解决，这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如果没有社会组织介入和缓冲，很多社会矛盾就会直接上升为对权力机构的政治利益诉求，政府也应对不了。

　　 《21世纪》：如果社会建设中出现民粹主义，且为政治竞争团体所利用，应如何看待和解决？

　　 吴忠民：社会建设还是应该循序渐进，如果急进，会出现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强势群体购买选票。因为强势群体具有很强的控盘能力，且成本很小。

　　 另一种就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在中国也很有社会基础，可以这样说，如果大比例的民众处境不好的话，民粹主义最容易抬头。

　　 这一点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财富人均一份大家最痛快了，可是这样别人通过努力创造的财富化为乌有了，谁还愿意创造财富？进一步看，整个社会还会有活力吗？中国还能发展吗？中国还能经得起新一轮的“文化大革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