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卫“迷局”

　　本报记者 刘孟卓报道

　　2月13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指出：“目前药品安全风险仍然较大，制售假药现象频出，利用互联网、邮寄等方式售假日益增多，有些假药甚至进入了正规流通渠道。”

　　根据数据显示，2011年，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全国有29个省区市的170余个城市打响了针对制售假药犯罪的专案集群战役，各地公安机关共破案1287起，打掉制售假药犯罪团伙350个，缴获假药3.08亿余片(粒、支)，商标标志、药盒、防伪标志等包材4.26亿余件(套)。

　　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国家对药品生产、销售、使用有一套完整的监管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流于形式。化工厂为制假者生产假药原料，无人监管；网上假药销售信息泛滥，没有具体的部门查处。

　　据悉，在警方所破获的假药案中，部分正规的医药销售公司为了牟利，让一些没有药品经营资格的个体售药者挂靠并为其提供票据。这种被称为“过票”的做法已成为潜规则，假药因此大行其道，进入药店甚至医院。

　　江西中医学院教授王素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公安机关此役，暴露出我国药品安全监管领域的诸多问题：制售假药入罪量刑过轻，制售假药有贩毒的利润而无贩毒的风险；现行法规与实际执法环境脱节，刑事执法操作难；行政监管停留在对药品经营、流通证照的审批层面，应对当前假药违法犯罪形势力不从心。

　　著名医药行业咨询公司医信横通总经理马宝琳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量刑过低，是使得制售假药“有贩毒的利润而无贩毒的风险”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在高压的安全责任面前，以及社会的严格要求，监管层面虽然有心但无力。地方监管部门在签定责任书，开会传达等务虚上做得更多一些，实体性的监管多以抽查为主，如此监管状态下，不可能，也做不到全覆盖和多频次检查。即便配备了更多的监管力量，也未必能使监管面有所提高。因为现在的问题，既有监督态度的原因，但更多在于监管方式上。

　　“对于药品监管，最重要的不在于事后之堵，而在于事前之防，抓住源头才是关键。”有业内人士建议，一方面，应当建立统购统销的路径，实行代购代采或者集中配送。正如烟草专卖一样，要保证药品的流通渠道的规范化，才能让监管有的放矢。这一点，在基本药物配送上已经实现，从实际情况看，基本药物的质量，因渠道规范而得到了保障；另一方面，应当建立具有质量跟踪技术的保障，利用现代电子码技术，使监督部门坐在办公室，就能掌握所有药品的动向。同时，还应建立药品安全责任制，真正落实各级地方“负总责”的责任体系。

　　面对日益严重的药品安全问题，2月27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中心在北京正式挂牌运行，并开通了网络、信件、走访等便捷通道，接受药品、保健食品、化妆品和餐饮等方面的投诉举报。

　　据介绍，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投诉举报中心将负责统一受理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等在研制、生产、流通、使用方面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同时也受理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

　　3月3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信息办主任孙咸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面对药品监管最难防的“串货”难题。国家正在推行的电子监管码制度，有望给予解决。”

　　根据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2月底，全部307种国家基本药物，5.6万个品种，已经全部纳入电子监管，到2015年，电子监管将覆盖到我国所有药品品种，这将对防范假药产生巨大作用。

　　专家呼吁，在完善监督网络的同时，还应充分发挥全社会的力量，将药品安全作为一场持久的“全民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