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阳光下

　　云也退

　　 　我们在土耳其旅行的时候，同行的人每天都在换，到达格雷梅那一站，同伴中多了个美国人，有近两米的身高、大长脸，发际线高到几乎看不见，容貌十分友善，挎包永远松松垮垮，让人很难产生抢劫或哪怕在里面翻两下的欲望。格雷梅的地貌奇特，有“露天地质博物馆”之称，一千年前的苦行教士拿这里火山岩中的孔窍作他们的苦修房，在墙上画了不少模糊的壁画。我们在这里头钻来钻去，不停地听到他撞到脑袋后发出的哼唧声。“很难受吧？”我问。

　　美国佬是这么回答的：“还行啦，我去其他教堂时的运气都会比这儿好一些。”

　　这句话让我回味了很久。起初回味的是美国人的“运气”观，他们爱用运气来解释，实际上是化解掉比较严重的问题；后来，我又觉得他话里找给自己的安慰很实在：中国人或许会用“中头彩”这种俗套来解嘲，而美国佬的反应，让我觉得他能根据不同的环境，产生不同的想象力。这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让我意识到美国人的某种特殊的民族性。就像阿尔弗雷德·史密斯说过的：“美国人从来不带伞，他们准备走在永恒的阳光下。”

　　要在理查德·福特的《石泉城》里找到“永恒的阳光”是不可能的。福特的文字从不供应阳光，非但如此，他还不止一次地让人物在故事开头提醒：内容恐怖，慎入。不过，一旦你读进去了，却会发现对那些陷入困境的人物而言，最大的任务不是处理难题，而是保持内心平衡。心若安好，就是晴天。一些很严重的事情，比如爸妈离婚、丈夫出轨、造成了死亡事故，在福特写来不过尔尔。短篇小说《石泉城》中的主角厄尔是个罪犯，带着同居女友和女儿开着辆偷来的车往怀俄明州的石泉城跑。他一上来用这种口吻说话：“因为几张假支票，我在卡利斯佩尔犯了点事，这在蒙大拿州是个要进监狱的罪。而且，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犯事了。我看得出来埃德娜也查看了她的星相，也想动动了。她的麻烦也够多的了……”

　　美国人爱用“麻烦”一词往往包含了“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之类的意思。在美剧里，一个从电话那头听到“你有麻烦了”的男人多半会立刻陷入凝思，眼神里阴霾密布，下一个镜头可能就是他在自己的车库里发动自己的雪佛兰汽车。但是，正因为“麻烦”一词的弹性太大，我们才必须通过此人下一步的反应来判断这件事的严重程度究竟几何，由此我们产生了这样的印象：美国人都是心领神会的行家、举重若轻的能手。拍胸脯的时候，中国人爱说“天塌下来有我顶着”，美国人则相反，“我塌下来有天顶着”。

　　而有的时候，应变行为甚至还不及一个态度。在《石泉城》这部短篇小说集里，西姆斯的两个心理活动很能说明问题。西姆斯是短篇小说《帝国》的主角，他在火车上回忆起了好几桩烦心事，其中最后一件，是他跟邻家红发美女克里奥的瓜葛。他敲开克里奥家的门，听她诉说她的“麻烦”（“千疮百孔的人生”），抽烟喝酒，当然，谈话的当晚两人共度良宵。等到事情过去一段时间之后，西姆斯接到了一个语焉不详的讹诈电话，他敏捷地反应过来是克里奥在捣鬼。放下听筒后，西姆斯想的是：“这件事不会发生的，我再也不会听见它了，只要渡过这一关，生活就会好起来，而且会越来越好，这是完全可以指望的。”

　　这件事再没有后续。作者也没有提。多数标准版的“麻烦”都是有头无尾的，这也是理查德·福特的叙事所需。当西姆斯从回忆中苏醒过来时，他又有了新的艳遇：一位在列车上对上眼的三十多岁的女兵与他共度良宵。“通奸”这样的词眼对他们来说都太重了些，他们甚至还能在把盏时共同为西姆斯的妻子干上一杯：她正在离包厢不远的地方沉沉入睡，她也是个多灾多难的人，患过几乎丧命的重病，还有一个情绪不稳定的嬉皮士妹妹。

　　在福特的小说里，我们看到了最想从美国人身上看到的东西：开放。进而，福特还透过他的叙事证明，我们何以不会对偷情、通奸这类严格意义上的道德瑕疵行为产生嫌恶。并不是性行为本身多么值得讴歌，而是这些性行为都发源于某种心领神会的同情和坦率的分享。西姆斯对多丽丝谈到玛吉时，多丽丝说：“哦，我只是在想作为另一个女人的感受，我有太多那样的经历了。所有人都会摔倒在同一条小河沟里，是吧？到了我这个年龄，你已越过了一个界限。你会去做一件只和当时的心情有关却不意味着什么的事情。”我们就此知道这两个人之间不可能不发生些什么了。说到底，人类全部的行为都是用来减轻孤独的。

　　别说我们，就连欧洲人也一直不习惯老美的这种德性，他们觉得把什么都不当回事与其说是洒脱，不如说是粗鲁的一种证明。只有乔治·桑塔耶那等少数几人赞许美国人给来自文明世界的绅士、骑士、修士们上了一课：“美国生活是一种强力溶剂。它试图中和每一个本质上是善意、满足、无心机和乐观的智慧元素，即便它们再顽固不化、再富有异国风情也不例外。”标准的美国性格把浮夸、滥情、大惊小怪、一本正经看作这个世界上最不可容忍的东西，这是新英格兰殖民地孳生出的奇葩，最早的殖民地性格，比它们的宗主国还更英格兰，继承了更多托利党而不是辉格党的遗产。马克·吐温之前的美国文学带着浓重的欧洲色彩，谨慎地构架情节、煞有介事地评断社会和文学的问题、严肃地施展自己的机智。而现在，我们把理查德·福特，也许还有雷蒙德·卡佛，看作是最美国的美国小说家。在《石泉城》里，你会觉得这种欧洲人眼里的美国式洒脱性格或者说粗鲁，是同作家的书写技术一母双生的东西。

　　《冬寒冻死人》里的男主人公小特洛伊，在登场时，他的真实情况被轻淡的文字隐去了，随着故事的推进，我们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人：“轮椅往桌子跟前靠近了一点，这样他的头和宽肩膀就高出了桌面。特洛伊受的伤让他的屁股全没了，那里还有点什么，但不是屁股。他的计程车里有专门的支架和椅子。他既虚弱同时也很强壮，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像其他人一样生活。”如果说有“美国梦”这种东西存在的话，我把它降低化理解为这样一种朴实的意愿：不管什么人，都有机会可以活在阳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