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逐新领袖

　　邓喻静

　　编者按/ 南国植被茂密，绿得犹如化不开的墨。全球家具制造商宜家广东工厂的负责人Andru飞到了一些自己以前做梦也想不到会去的地方。他先后走访了孟加拉首都达卡和文莱斯里巴加湾市，他此行是为了物色新的生产基地。

　　迁移的压力显而易见。过去两三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以每年15%~20%的速度上涨，不断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而作为中国制造业发动机舱的广东省，也因此面临着考验。

　　 Andru在公司里的一些同事在越南和印尼都有工厂，但他认为这些地方的人工成本也在逐年攀升，并不是值得投资的潜力股，而那些东南亚更偏远的国家，尽管交通不便，却仍坐拥人口红利的升降梯。

　　但事实上，只是盲目追逐低成本的Andru并不知道，在美国宜家的展示厅里，“中国制造”已是名副其实的高质量标志。五年前店员都故意不贴标签，但如今标签被放在显眼的位置，以确保人们容易看见。

　　在纺织、家具、工艺品等其他领域，“中国制造”的这一权威性也不容置疑，面对来自一些低成本邻国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国制造业应对挑战的方式是转型——生产需要更多投资和工艺要求更高的产品。

　　2012年4月1日到3日，博鳌亚洲论坛在中国海南博鳌召开，主题锁定“变革、转型、可持续发展”三大关键词。无独有偶，“可持续”也是在印度新德里3月29日举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次会晤的核心词。

　　事实上，摊开历史长卷，“可持续”也是新兴经济体的“梦魇”，历史上不乏增长速度惊人的经济体，如何避免昙花一现式的增长，成为不少新兴经济体的最大考量。而新兴经济体中的经济明星，也往往是“追赶型”经济模式的代表，在后发优势享用殆尽之际，将难以回避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亚洲一直是个不乏经济奇迹的区域，在日本奇迹以后，有四小龙、中国奇迹、龙象共舞，如今，越南模式、印尼模式也广受推崇，成为西方资本的新宠，新一轮的产业洗牌和转型升级已在进程中，而这其间呈现出的亚洲经济角逐的消长之势，将深刻影响世界增长的风向。

　　越南人口红利耗尽？

　　近几年，在美国的Jcpenny、Gap这样的平价服装卖场里，人们很容易发现，越来越多的越南制造开始挤上货架，这些服装做工标准化、手感细腻，比此前风靡的中国制造还要便宜不少。对于务实的美国人来说，其实哪里制造并不重要，经济实惠才是王道。

　　前不久，瑞银(UBS)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分析计算了2011年美国和欧盟的进口数据后，发布了一份报告。他发现中国轻工制造业的份额开始下滑，从曾经的50%减少到了48%。而受益者包括孟加拉国（对美国出口增加了19%）和越南（对美出口增加16%）。

　　若要深入了解服装和鞋类等低端制造业在以多快的速度撤离中国华南地区，全球采购企业利丰(Li & Fung)在今年年初发布的半年财报也提供了指引。利丰为沃尔玛和玩具反斗城(Toys R Us)等西方零售商采购商品，涵盖从T恤和夹克到家具和美容用品等各种类别。利丰首席执行官Bruce Rockowitz披露的一组数据，实际上预示了服装、家具和鞋类制造业将迎来全新的世界秩序。这家市值高达160亿美元的企业在孟加拉国的采购额增长了52%，同时对土耳其和印尼的采购也增加了20%或更多。

　　这一资金撤离背后的逻辑其实大家早已耳熟能详，中国螺旋上升的薪资成本，促使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制造商转移到薪资更低的国家，例如柬埔寨、印尼和越南。

　　在越南，非熟练工人的月薪一般为100美元至150美元，而在中国南方的制造业中心，非熟练工人一个月有可能挣到300美元。

　　越南每年向欧洲和美国出口数十亿美元的基础制造品，例如鞋子、服装和木制家具。早在2010年，越南超过中国，成为国际运动品牌耐克(Nike)最大的鞋类制造基地。

　　如今，每年正有更多诸如Nike之类的公司来到越南，检验越南是否拥有吸引技术更先进、附加值更高的制造商所需的熟练工人和基础设施。

　　但在越南这一低成本红利的背后，其年度通胀率为亚洲最高，甚至在2月通胀率放缓至16.4%以后还是如此，因此该国的低成本优势并不会维系很长时间。根据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最近的一份报告，尽管越南的人口年龄中值为27.4岁，低于中国的35.2岁，但越南人口正在老龄化，人口红利正开始缩减。

　　当人口条件变差时，一个国家要想维持同样的经济增长率，就必须提高生产力。关于这一点，瑞银(UBS)高级经济顾问、《老龄化时代》(The Age of Aging)一书作者乔治·马格纳斯(George Magnus)曾说，这样的国家必须具备优秀的教育体制、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以及对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监管，否则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对亚洲而言，这些问题不仅是学术问题。正如汇丰(HSBC)的统计报告所指出的，亚洲许多国家的人口红利已快耗尽，从2017年开始，中国内地的劳动力将开始萎缩，中国香港也是如此。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劳动力将从2016年开始萎缩，新加坡将从2018年开始。

　　而泰国有利的人口条件将在10年内发生逆转。如果说这些国家是率先走出人口陷阱的“兔子”，那么亚洲也有一些国家是动作缓慢的“乌龟”。在未来许多年里能够享受有利人口条件的国家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以及人口条件得天独厚的印度。在未来15年内，印度新增劳动力将相当于欧洲劳动力总数。

　　那么，印度、菲律宾和印尼等国家是不是可以什么都不做、只等人口红利自己发挥作用呢？显然不可以。菲律宾的例子告诉我们，人口红利有多容易被浪费掉。人口是菲律宾天然享有的资源，但因为国内没有足够多的好工作，约10%的菲律宾人在海外打工，这些人的亲属乃至整个菲律宾经济都依赖他们的汇款。

　　印尼的新出路

　　在出口模式上，亚洲许多国家与中国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和承继性，其中，印尼几乎是中国的翻版。与中国一样，印尼也出口大量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像纺织品、服装、鞋子，甚至它比中国更早地遭到了欧美关于纺织品出口配额的限制，让从没经历过冬天的印尼纺织品工人在2003年就体会了“寒冷的冬意”。印尼的GDP增长也高度依赖于出口，在它的出口份额中尽管有25%是无可替代的天然气和矿石，但60%来源于制造业、纺织业和木制品（包括造纸）等等。

　　尽管劳动密集型的低成本制造业常被认为是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但是，对印尼来说，它的劳动密集型低成本制造业有着明确的发展方向：以消费者市场为主导，食品工业因而成为重点。

　　这让印尼大量的农业产品大有市场，而且即使在经济萎靡的金融风暴后，食品工业也没有受到打击。在印尼，制造业追求的并不是有多么高端的产品和核心的技术含量,这点看起来似乎有国内备受非议的“机会主义倾向”，但是在印尼商贸部部长冯慧兰看来，这是踏踏实实的印尼经济发展观。因此，他们会重点关注于食品、化妆品、服装等等的制造。尽管在印尼，汽车业二三十年前就开始发展，但是摩托车却成为了冯慧兰口中的“消费产品”，这是人们买得起的、能够大量购买的交通工具。

　　相比印尼模式，中国模式的产业升级则显得更为急迫一些，而说起中国向价值链高端转移，人们可能首先会想到电子业等高科技产业，但现实情形与此截然不同。

　　在中国广东和江浙一带，各工厂的老板们正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冲击，包括工资上涨、频繁的用工荒、难以转嫁持续上涨的成本，以及欧债危机影响下来自欧洲订单的减少。在这种形势下，把自有品牌发展成国际公认的高端价值品牌，就成了企业由内生动力驱动的另一条出路。

　　而在中国最早酝酿产业升级的高科技制造业，由于对引进技术依赖度很高，出于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担心，外国企业在向中国合作伙伴转移技术方面越来越迟疑，行业的专利侵权官司层出不穷。中国的高科技制造业大部分仍局限于组装产自别处的零部件，而这一环节在成品价格中所占部分微乎其微。

　　亚洲开发银行去年发布了一份报告，对一部苹果iPhone生产过程中不同成本和部件的价值流向做了估算。报告发现，生产一部苹果手机所需的178.96美元成本中，有超过60美元流向了日本企业，30美元流向了德国企业，23美元流向了韩国企业。中国所得仅6.5美元——这就是组装的价值。

　　所以，加强专业性和提高利润率的任务仍十分紧迫。在2006年至2011年之间，印尼单位劳动成本上涨了60%。大多奉行薄利多销的小型制造商被迫面临一个简单的选择：或者向价值链高端转移，或者破产。

　　日韩没落了吗？

　　到目前为止，在亚洲地区，似乎只有日本和韩国在出口产业链的上游立稳脚跟。而它们的加工代工厂，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遍布南亚、东南亚各地。曾在上世纪造就了数十年增长神话的日本神话和韩国神话，也遭遇了现实产业转移的拷问。

　　在日本，大部分公司都选择把最先进的高价值产品留在日本生产，把低利润产品的生产转移到海外更廉价的地方。对单个公司而言，这一战略或多或少地发挥了作用，但过去二十年，专家对它是否能维持大规模就业表示怀疑，尤其是当中国这样的大型新兴经济体向工业价值链上游移动，生产越来越精密的产品。

　　而对于日本最大的出口国——中国来说，在过去的产业链中，一直是日本高附加值产品的单向流通，而中国几乎用了30年的时间走外资或合资的路，以市场来换技术。但如今是全球村时代，技术的革新也是指日之事，如今，日本和韩国的技术垄断也难以为继。

　　日元自2007年以来的强劲升值，也加剧了在出口市场展开竞争的困难程度。互为竞争对手的索尼和松下也都预测今年将遭受巨额亏损，这两家企业目前正在缩减亏损的电视业务。

　　日本财经日报《日本经济新闻》(Nikkei)撰稿人、工业专家团体Beyond Galapagos Study Group成员关口和一(Waichi Sekiguchi)认为，由于技术本身的变化令日本制造商以工程为核心的商业模式变得过时，成本竞争力和日元升值只是枝节问题。“在全球竞争围绕单个产品展开、以最低价格生产最棒产品的公司成为赢家的时代，这种模式运转得非常成功，”他表示，“但在网络为王的数字电子世界，它就逊色得多。”

　　在电子行业，日本正被韩国和中国台湾所赶超，尽管近两年日本政府正努力加速整合，支持了索尼、东芝(Toshiba)和日立(Hitachi)旗下小型液晶显示企业的合并。但就在上个月，这一努力被一桩入股交易击碎，中国台湾电子代工制造商鸿海(Hon Hai)成为日本夏普(Sharp)的最大股东，与其他日本电子企业一样，夏普曾大举投资于液晶显示器(LCD)生产设施，结果却在竞争中不敌价格较低的中国台湾和韩国生产商。这笔价值8.05亿美元的交易凸显了亚洲消费电子产业的实力转移。

　　相比日本支柱家族企业的衰败，相反地，韩国靠大企业起家，三星、现代、LG固然扬名国际，但韩国在经济危机里受到的影响也比中国的台湾、香港严重。前几年的金融危机，这几家大企业遭逢巨大冲击，裁员，产品滞销，延展债务，几家韩国大企业如韩宝钢铁、起亚都宣布倒闭，但韩国仍能维持每年4%的增长率，中小企业分担风险是原因之一，虽然经济总量不大，但仍然在汽车、消费电子产品领域保持着难以替代的知识产权优势。

　　然而在低价位消费性电子产品中，韩国彩色电视、MP3等较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已无法与中国内地制品竞争，加上各国实施进口限制，使韩国电子产品面临许多困难。这种形势正如韩国电子工业协会（简称EIAK）所述，韩国电子工业就像三明治一样，夹在已开发国家和开发中国家间难以动弹。然而韩国电子工业界并未就此放弃，反而加速进行转移生产基地至具有比较利益国家，并投入全面性研发工作，并制定发展“电子工业大国”的发展战略。

　　但是，韩国近年来劳资纠纷不断，每次罢工大都以提高工资收场，使韩国制造业平均薪资上涨率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平均每年高达19.5%，这段期间韩国工资的上涨率为新加坡的2倍，为德、日、美的3～4倍。现今韩国工资水准已是仅次于日本而为亚洲第二高工资地区，使韩国制造在面对东南亚及中国内地制造的竞争时居于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