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调整的亚洲视角

　　赵江林

　　中国的经济政策变动，既是国内经济变化的自变量，也深刻影响着亚洲其他经济体；中国的结构调整，需从自身和地区两个角度出发，推动亚洲利益与中国利益的共同实现

　　博鳌亚洲论坛今年的主题是“变革世界中的亚洲：迈向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其所依据的背景，是当下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经济。

　　在世界经济舞台，亚洲经济正日益凸显其力量。2005至2010年，亚洲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8.1%，高于美国的11.5%和欧盟的14.2%；同期，亚洲各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国为20.8%，日本和印度分别为5.4%和5.1%。

　　亚洲以往一直被视为靠储蓄、投资而非消费拉动增长的地区。如今这一状况正悄然改变。预计到2030年，亚洲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将超过发达国家。作为消费能力提升的标志之一，亚洲已成为世界进口的主要地区，其占世界进口的比重从2000年的接近16%提升到2010年的23%。这一情况具双重含义，即在“亚洲制造”崛起的同时，伴随着“亚洲消费”的兴起；亚洲经济将从以往更多依靠外需，转向内外需并重的发展模式。

　　当然，无论是从消费规模、还是贸易投资总量上，亚洲还不能取代发达国家在世界中的地位，亚洲仍需完成多层次、多领域转换才可能向世界主导力量跃升，这也是今年博鳌亚洲论坛讨论的议题主线。目前的亚洲包括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促进出口导向型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如何解决“无就业”增长的难题、如何进行收入分配改革以促进消费等。

　　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已推行半个世纪之久，这些经济体的政策和资源主要向出口倾斜，通过外需实现快速增长。这一模式曾卓有成效，但自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不平衡所导致的外需环境萎缩及不确定性，令这一模式从反思到有些难以为继，开启内需寻求新的增长路径已势在必行。

　　“无就业”增长同样成为现阶段亚洲难题。随着产业升级，亚洲不少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及技术密集型过渡，新的产业结构不再仅依赖于劳动力优势。而亚洲人口相对密集，要解决就业，现实的路径是大力发展服务业和中小企业。与此相关的是，对包括社会保险制度、医疗及教育制度等多个社会领域进行改革，通过解除普通民众的后顾之忧，扩大亚洲民众的消费比重。

　　上述情况，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现阶段需破解的转型难题。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将中国与亚洲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不仅是多个亚洲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重要投资者，也是亚洲产业链条延伸的终端和最终产品提供地。这一现实，使中国的结构转型及发展不仅关系自身未来，也关乎亚洲地区经济前景。中国的经济政策变动，既是引发国内经济变化的自变量，也深刻影响着亚洲其他经济体。中国的结构调整政策，需从自身和地区两个角度出发，协调亚洲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推进中国与亚洲共同利益的实现。

　　从今后趋势看，积极推进内、外需导向并重的经济政策，可能成为亚洲多个经济体共同的政策取向。同时，对一些亚洲后起经济体来说，劳动密集型及出口导向模式仍不失为有效的快速增长路径。因此，中国在调整自身出口方向的同时，也需加大吸纳亚洲最终产品的能力，以此带动亚洲后起经济体发展。

　　制造业的发展和提升对一个国家能否占据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对中国来说，制造业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有望较长时期保持制造业增长中心的地位，但目前已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需要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缩小与制造业强国的差距，并要在若干重要产业抢占世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而占据全球工业生产总量第一的亚洲，目前正处于既有分工体系发生新的变化、新的分工体系尚未形成的时期，中国如何形成自己的优势是一个重大课题。

　　加强南南贸易，积极开拓亚洲新市场对中国亦很重要。亚洲开发银行曾在其年度展望报告中，将主题定为南南经济联系；美国也将其出口翻番的目标锁定在亚洲市场。如今亚洲区内贸易比过去有较大幅度提升，中国应积极利用亚洲贸易核心的有利地位，进一步扩大区内贸易规模，积极推进亚洲地区一体化建设，促进区内贸易投资的相互流动，为今后的亚洲经济增长助一臂之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