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升级路径还原 金融改革悬念重重

　　韩迅

　　21世纪网 “温州模式”升级路径还原 金融改革悬念重重 温州报道

　　炒房、投矿、打火机、皮鞋……这是温州这座城市在过去的发展中留给世人的印象，但是从去年开始，民间金融暗流激起的“浪花”让外界开始熟知这座城市除去工业发展以外，还有野蛮生长的民间借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曾产生了一些具有鲜明地区特点和时代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中典型的有“珠江三角洲模式”，“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其中，“温州模式”是指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

　　21世纪网在4月初来到这座刚刚被国务院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城市，探求温州商人及其商业模式在过去、今天或未来的转变。在金融改革的试验大潮中，温州又将给外界带来怎样的惊喜，亦或悬念？

　　“温州模式”的雏形

　　三面环山，一面朝海， 偏安东南之隅的温州自古以来被称为“七山二水一分田”，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特殊的人文与经济。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许多地方——无论是都市或穷乡僻壤，突然冒出了一批操着奇怪的方言、兜售着各类小商品的异乡人，他们迅速在神州大地上开始了当时还不被认可的“投机倒把”，这些人就是今天的温州商人。

　　1983年11月29日，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对温州苍南县宜山区的再生纺织业大加赞扬，称之使单一的农业生产开始变为农工商综合经营，“展现出生产力充满生机的发展前景”。

　　“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是温州经济发展模式的“雏形”。“温州模式”，用温州人自己的话说，是人多地少的实际“逼” 出来的，人多地少是当前我国普遍性的矛盾。在温州，这个矛盾就更加尖锐。在当时，全国人均耕地1.5亩左右，而温州人均不过0.43亩，为了解决吃饭就业问题，“逼” 着温州农民外出谋生，从而炼就了从事小工业、小商品生产的本领和适应力。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文中指出“温州市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兴起，短短几年，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如今‘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已为人们公认。

　　数据显示，到1986年，温州全市家庭工业已飞涨为14.65万户，从业者33.86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2.66%。而与此同时，全市171家中小国有工业企业如老牛破车，步履蹒跚，亏损53家，亏损额达1.3亿元。

　　1986年9月，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经过反复热烈的讨论，通过了送交党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建立温州试验区的报告》。报告设计了五大试验内容，提出：温州的试验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因此，试验内容、范围、方式、步骤不受传统理论、现行体制和具体政策的限制，允许打破常规、放手探索，准备承担一点风险。

　　温州一位皮革厂的负责人告诉21世纪网，在上世纪80年代，尽管温州国营和集体工业基础薄弱，周围又没有大城市工业的辐射，“但是温州人还是闯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商品经济的致富道路，形成了令人瞩目的温州经济发展格局。”

　　在他看来，“家庭作坊”式的工业在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主角，这是温州不同于苏南经济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温州农村家庭工厂密集成片，可以说“家家是工厂，户户是车间” 。

　　为什么温州农村家庭工业在温州经济早期发展中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上述皮革厂负责人告诉21世纪网，其原因在于，家庭工业在温州早期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具有自己内在的优势，“首先用工成本低，其次家庭成员便于管理和信任，三是不与国营工厂争原料，可以充分利用废弃物资，生产价廉物美的小商品。”

　　正因为家庭工业具有这些特点，才使它得以站稳脚跟，在短短几年内得到迅猛发展。

　　温州这种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

　　但是，温州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有很长时间上级政府对其改革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外界对温州经济模式的“异端”也存有颇多质疑，温州的民营化改革一度被否定。

　　温州经济模式改革试验的第一个阶段是在上世纪80年代，即1980年到1990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多次组织人员对“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温州经济的“资”“社”属性，“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等问题进行调查论证。

　　在当时，即使是浙江省政府对温州一些超前的做法也有颇多非议。幸运的是，温州地方政府不是被动应对，而是有针对地予以说明。以温州市政府研究中心名义提交的报告包括《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温州个体私营经济考察报告》、《关于温州模式的几个问题》、《关于温州问题调查的补充报告》等重要文件，或是积极陈述或是顽强辩护。

　　最终，在那十年中，从“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起步，温州人依靠“低成本、低技术”的小商品占领市场，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温州模式在中国改革发展史上成为一个经典，自此与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三分天下。

　　改革试验的前沿

　　在上世纪80年代，温州产业在经济方面大体上完成了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在政治上则是尽可能地避免意识形态之争，而使物质第一的思想深入整个社会。

　　1987年，国务院批准建立温州经济体制改革试验区，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就意味着它的行为即便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相符，也不至于招致严厉的惩罚。这为温州经济发展所有可能属于“出格”的改革行动卸下了包袱。

　　温州当地一位学者告诉21世纪网，这和温州人骨子里的人文传统有很大关系，“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讲究‘功利之学’的思想——‘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这千百年来早已深刻于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们心中。一旦给予其生长的环境，就会很快发展壮大。”

　　现代的温州带给世人的印象往往就是“小商品、大市场”，或是温州炒房团之类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在温州诞生了著名的永嘉学派，而这学派的思想至今仍是温州商人集体行为的一种体现。

　　永嘉学派，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等，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永嘉(今温州)地区形成的、提倡事功之学的一个儒家学派，是南宋浙东学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派。因其代表人物多为浙江永嘉人，故名。

　　在南宋那个风雨飘摇中的小朝廷，商人依旧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但是叶适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看来，反对空谈性理，提倡“事功之学”，重视商业，主张提高商人地位，观点与朱熹、陆九渊对立。

　　但遗憾的是，今天的温州商人里很多已经不知道叶适是何许人也，做皮革的那位温州商人甚至不清楚永嘉学派，但是这些温州商人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却因为叶适而一脉相传。

　　“在家庭作坊的生产方式逐步发展成为规模化生产之后，温州经济也开始出现了瓶颈。”上述学者告诉21世纪网，温州上世纪后十年，即1990年-2000年这十年，“温州模式”出现了野蛮生长的状况，“遍地都是打火机厂、眼镜厂、皮革厂、鞋厂、汽车零配件厂等等，很快就让原本依靠低劳动力成本参与市场竞争的温州模式，难以适应新的经济环境的要求。”

　　21世纪网得到的一份《2000年温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温州市1999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732.5亿元，比上年增长12.2%，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万元大关。其中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4.7%、13.1%和12.7%。

　　《温州悬念》一书中在阐述当时温州的经济繁荣时候这样描述，“眼镜、皮鞋、打火机，一直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温州经济的三大‘花旦’。有关政府部门开列了这样一张清单： 每小时，温州生产皮鞋12万双；每天，温州有100万副太阳镜销往世界各地；每年，1亿只打火机走下装配线，70%出口。温州的生产厂家打个喷嚏，全球打火机市场就得感冒。”

　　但是，这种经以低成本、小作坊创业逐步发展起来的温州产业，近年来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不得不承受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的压力，生存越来越困难，而竞争对手则悄然崛起。

　　与大江南北的急起直追者相比，仅在距离温州200公里内就有年成交额超过100亿元的全国集贸市场巨无霸“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和“绍兴中国轻纺城”，温州专业市场的先发优势已不复存在，出现了明显的相对萎缩。而同时，20世纪90年代，温州经济恰恰进入了又一个高速发展期：1994年，全市乡村工业的总销售额猛增到了300多亿元，约为10年前的50倍。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指出，纽扣、服装、开关、皮鞋、打火机等小商品是当年温州人起家的行业，其共同的特点是都属于低技术行业。在过去“短缺经济”的年代，曾为温州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事实上，这些处于产业链条低端的民营企业，经不起任何大风大浪。”

　　例如，打火机是温州产业的一个缩影。在温州，1990年-2000年是打火机行业最兴盛的时期，温州全市一度拥有5000家打火机企业，金属打火机更是占据了全球80%的市场份额，但十年之后，温州打火机企业已经不足百家。

　　《2010年温州政府工作报告会议》指出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温州经济发展困难最集中、挑战最严峻的一年，“全市当年生产总值2527.9亿元，比上年增长8.5%；财政总收入360.7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195.6亿元，分别增长6.2%和8.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37.7亿元，增长10.5%；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02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100元，均增长7.1%；城镇新增就业8.4万人；外贸出口109.4亿美元，下降8.1%。”

　　21世纪网得到的一组数据显示，在2000至2010年的经济增长周期中，温州GDP的平均增速不足10%，而来自苏南的苏州的GDP平均增速却高达15%，超出温州的一半水平。这与此前10年两地的经济增速，形成了极为明显的背反效应，1990至2000年，温州GDP从78亿元升至828亿元，增加了10.6倍，而同期苏州GDP仅增加了7.5倍，温州在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速高出苏州40%。

　　产业转型的窘境

　　在《走遍天下的温州人》一文中，作者李庆鹏提供了这样一段背景：“中国历史悠久，中国人的头脑也不比任何民族差，只可惜中国人向来不重视数字。比如中国古代常常以三、六、九代表多数，古籍中的许多数字都以大约、左右等模糊不清的概念来描述。

　　“温州就不同。这地方容易出两种人。第一种自然是商人；另一种是数学家。温州素有‘数学家之乡’的美誉，姜立夫、苏步青、李锐夫三位当代数学界泰斗均出生于温州。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谷超豪、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陆善镇、西安交大的徐桂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杨政道等也都是名扬海内外的温州籍数学家。商人和数学家这两种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工于计算。”

　　2000年至2010年这十年中，善于“算计”的温州人开始在产业进入发展瓶颈的时候，选择了投机生意。

　　过去那个引领时代发展先声的“温州模式”已悄然生变，越来越被“股市敢死队”、“炒房团”、“炒煤”“炒矿”、“炒棉花”等“炒”声所淹没或被贬义为“遍地投机”。

　　21世纪网了解到，在“2010年温州市百强企业”中，除2家房地产公司和6家建筑公司外，其他40多家制造业企业，无一不涉足了房地产开发，包括康奈、奥康、报喜鸟等知名制造业企业。

　　为何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会投身到其他行业中，尤其是“赚快钱”中呢？

　　温州当地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负责人告诉21世纪网，对于以低成本为基底的温州制造业来说，在2010年之前也开始大批地出现产业转型，“但是并非说转型就能成功的，如信泰眼镜大王胡福林去年的跑路，就是转型不成功典型案例。”

　　2011年9月20日，人称“眼镜大王”的温州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因不堪债务重负出走美国，企业陷入危机。

　　究其原因，胡福林后来坦诚是因为转型太阳能产业而导致资金链紧张，最终导致出走。“我们企业家近几年一直在谋求转型，希望更多从事附加值高，利润率高的产业。在转型过程中，这两年资金投入很大，像太阳能这块的技术力量投入，眼镜这块的品牌投入，连锁店的投入，团队的搭建，都花费了很大一笔费用。如果政府在转型中能给我们政策支持，银行能表态对贷款资金不轻易抽贷，那我们就会有信心做下去，不然就是转型转一半失败了。”

　　在当初缺乏银行借贷的时候，胡福林等一批温州商人开始选择从民间借贷融资。但是民间借贷存在的高利贷，又让这些温州商人无法承受，一旦产业转型不能很快带来盈利，其负债成本将会越来越高，而民间借贷也容易因为温州商人的“跑路”引发更多的经济衰退连锁反应。

　　“民间资金充裕，在制造业利润低迷的时候，开始转向来钱更快的一些行业，如民间借贷。”上述温州当地学者认为，在温州，凡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时，先服从实践。“否则，理论就成了‘教条’，就束缚了创造性，还谈什么改革和解放思想！理论与实践之所以会发生矛盾，是因为理论落后于实践，因为理论是实践的产物。当新的实践不断尝试，原有的理论就无法适应。如果仍用原有理论来指导实践，理论就会阻碍事业的发展。例如，目前温州民间借贷的繁荣，就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既然这个市场很大，就应该规范引导。”

　　温州金融改革的悬念

　　2011年，温州地区所出现的种种乱象严重破坏了民间借贷最根本的信任信用基础。以信任为基础的温州民间借贷已经丧失了在价格和效率上的优势，对紧缩政策下民营资本的缓冲作用也在递减，如何改革成为重点？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温州工商业微观细胞的组织结构几经裂变，家庭工业——私营企业——联户合伙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等，但从本质上说，家庭经济的基因内核犹在，如今温州经济发展模式将从过去的制造业向金融业改革迈进。

　　2012年3月28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下称《方案》)，要求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使金融服务明显改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金融环境明显优化，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

　　身为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的周德文，从2000年的温州市“两会”开始，就一直为小额贷款的温州试点奔波呼吁。他认为此次金融体制改革试点目标有三个：一是打破现有金融体制的垄断，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二是让民间借贷合法化；三是积极拓展民间资本新的投资领域，“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正进入深层次的阶段，改革并不晚，问题在于我们要坚定的推进改革，而不应停滞或者倒退，否则代价就太大了。”

　　和之前的产业转型相比，此次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则提出了更多的悬念。

　　第一大悬念，即“迄今为止尚未出台任何细则具体解释到底需要符合什么条件的小贷公司才能改制为村镇银行”。上海证券研究员胡月晓认为，管理层对民间资本全面参与金融机构的顾虑可能包括两点：首先是出于对金融风险控制的担忧。目前我国正在加紧研究制定

　　包括存款保险制度在内的配套制度，并且我国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金融监管经验。所以这样顾虑应该可以逐步消除。其次，作为典型的国家资本垄断行业，银行业的高额利润也是相关利益集团不愿放手的原因之一。

　　胡月晓预计，至少在今年年内，《方案》将继续停留在文字阶段。

　　第二大悬念，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没有提出来利率市场化的问题。中国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指出，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里，存贷款利率不市场化，这恐怕是不符合市场机制的基本条件。利率是资金资本的价格，价格是配置资源最重要的一个机制。“所以利率不市场化，在金融资源就容易错配。”

　　上述两大悬念尚属于技术问题，在上述温州学者看来，留给温州金融改革最大的悬念是如何引进或者培养适应改革试验区的高端金融人才？

　　“首先，温州本土缺乏金融文化的土壤，仅有的温州大学和国内顶尖的金融院校相比差距还很大，无法短时间内培养出优秀的金融人才；其次，放高利贷和做村镇银行是绝对不一样的，金融是系统性工程，需要专业人才来管理，这一点温州当地尚没有足够的储备人才，没有足够的金融人才来参与改革试验，《方案》只能是一纸空文。”在这位学者眼中，目前整个温州的经济状况和人文环境都不足以吸引高端金融人才，“这些人会选择去上海、北京或深圳，温州依靠什么优势来吸引他们呢？这是最大的问题。”

　　和当初以来低成本的家庭作坊发家不同，温州此次金融改革试验最大的软肋就是金融人才的缺乏，尤其是高端金融人才。

　　上述小贷公司负责人也坦言，制造打火机、皮鞋、眼镜等产业，随时都可以招聘到大量的劳动力，政府只要提供政策配套和工业园即可，但是金融改革不同，“这不是一两个人可以解决的，小贷公司转型村镇银行并非改个名字那么简单，需要有丰富的金融管理经验才行，未来肯定不能指望放高利贷的来进行金融改革的试验。”

　　21世纪网在温州调查时了解到，目前温州本土银行有5家，包括温州银行和4家农商行，另外，知名大学仅有温州大学一家，且金融系并非其强项。

　　一份温州银监局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2月末，温州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为112.41亿元，比今年初增加25.46亿元，比1月末增加17.85 亿元；与此同时，不良贷款比例比今年初上升0.38个百分点，比上月末上升0.27 个百分点。这说明风险已经存在向金融系统蔓延的趋势。银行不良贷款上升带来的风险将直接缩减银行的信贷动能，对本已面临“融资难”的民营企业将是“雪上加霜”的打击。

　　对于处于金融改革试验前沿的温州来说，如何在此次改革前对温州地区银行的坏账问题做出针对性处理，亦是一大悬念。

　　对于一个资源贫乏的城市，如果成功完成资本驱动型城市的产业转型，温州依旧任重道远。(21世纪网 韩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