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村分金：产权模糊下的股田制分红

王海平 2012-04-12 00:45:59  

　　4月10日，长江江阴段笼罩在霏霏春雨之中。。

　　江阴4号码头，没有丝毫文人骚客笔下诗画江南的恬静，有的是现代化的大型机械作业工厂、露天的废钢堆集场、乙炔切割钢材的火花和簇拥的人头。

　　4号码头位于江阴市西部，属夏港街道长江村的区划范围，是长江村长江拆船厂的工地，据称是世界规模最大的绿色环保拆船基地。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这里的本籍居民获得的各种红利。

　　这些来自村集体的红利包括别墅、贵重金属黄金白银、现金、消费券、社会保险，甚至还有衣物、嫁妆、大学生活费等。其中，2010年12月，为庆祝村集体企业创办40周年，长江村村委会宣布向现所有818户、2858名原籍村民发放实物黄金白银各约1公斤。仅此，以目前市场价衡量需9.73亿元。这一年，长江村村党委书记李良宝正好70岁。

　　而在20天前，又一次发放的红利已到达村民们手中，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子，每人都领到黄金、白银各100克。与同属江阴市、名满天下的华西村相比，长江村村民得到的集体好处似乎更加耀眼。

　　生活在这里的村民，可享受的除了富裕的生活、便捷的交通，还有村集体出资打造的花园式环境。城乡一体化的难题在这里不破而解。

　　“有老书记当家做主，只要城市人能享受的，我们都可以有。” 长江村一位村民很平淡地对本报记者说。

　　老书记，指的是现年72岁的长江村村党委书记李良宝，他的另一身份是江苏新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4月10日午饭时间，长江村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太太神情虔诚地上了一炷香，这是她几年来的习惯。她双手合十，紧闭双眼，念念有词，她希望神灵保佑正在国外接受治疗、与病魔作斗争的老书记。

　　在经济活力发达的苏南，长江村的村民们沐浴着“共同富裕”的阳光。而在他们背后，是一位集党委、行政和企业于一身的偶像式强人及其家族，和一个多功能合一的综合型治理架构。这一切造就了长江村的奇迹与争议。

　　农村副业的突围壮大

　　“这几天台湾媒体对这件事都做了较大篇幅的报道，有的还专门配发了社评”，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台湾资深媒体人士李孟洲对本报记者表示。他指的是长江村发放实物黄金白银的举动引发的舆论聚焦。

　　李孟洲对天津大邱庄、江阴华西村等以集体经济壮大的区域均有过考察，他认为，长江村表现出来的是“中国特色”的一个特殊案例。

　　在他看来，在外资和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素有改革风向标之称的苏南地区，村集体经济普遍生长良好，但使得长江村坐拥今天的红利的，除了一个深受村民拥护的偶像式的带头人外，还有它独特的“产业秘诀”。

　　资料显示，新长江集团2011年名列中国企业500强第195位，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13位，麾下有6大骨干企业，涉及机电、冶金、制造、拆船、化工、房地产、港口、流通等8大产业，关联4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有工人12000多人。

　　目前长江村的产业结构，冶金新材料产业已成为主打，占到全村经济比重的85%以上。这在当下中国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其产品有了稳固和广阔的市场。

　　在江阴，如同华西村的神奇崛起一样，受访的官员和村民都对长江村创业的故事耳熟能详。

　　1972年，已当了10年生产队会计的李良宝，以发展“农村副业”的名义，用大队凑起的700元带领6个农民在长江边上开始烧砖，获得了创业的第一桶金。1973年，李良宝团队以草房为办公室办起了生产农业工具和农机配套设施的长江五金厂，当年盈利8000多元。

　　以农民身份创业的吴仁宝、宗庆后等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民间企业家，在计划经济年代，均办过这类“五金厂”名号的社队工业，以此作为早期的财富积累。

　　“在那个年代，农民只能种田务农，李良宝等以集体经济为主搞得是一种社队工业，在政府统计年鉴中称之为副业，巧妙地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下生存下来，闯出了一条新路，改善了百姓生活，并为改革以后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叶克林向本报分析。

　　到1978年，李良宝成为长江村党委书记、长江工业总厂厂长。随后借助改革开放，陆续成立了江阴化工一厂长江分厂、长江砖瓦厂、农机队等。

　　1990年代以后，长江工业总厂利用国企改革机遇，在江阴首开“村办企业兼并镇办企业”的先河，先后兼并重组了夏港金属制管厂、江阴市第二有色金属冶炼厂、夏港开关厂、江阴市三纺机厂、江阴市标准件厂、夏港拆船厂等6家企业，这其中以如今的江阴无缝钢管厂为典型，从当年的欠债6000多万到当下年销售额超过15亿元，并建立了全国最大的钢管销售中心，其化工厂生产的蒽醌占据全球一半市场份额。

　　早年曾跟随费孝通调研苏南的叶克林表示，一直玩“金属加工制造”的长江村，在1980年代已经与北京钢铁总院合作。

　　此后，长江村依靠拥有长江5.1公里岸线优势，大力建设港口临港产业并发展三产。目前有4座内港码头、4个外港码头，年吞吐量已超1亿吨，其中二号码头已成为区域性贸易中心，三号码头（江阴市直管）成为集装箱运输中心。

　　进入新世纪，新长江集团在武汉、徐州、靖江、泰州、江阴等地投资建设了各500亩左右的物流市场，还与安徽淮矿合作成立了能源合作基地。

　　以社队工业为基础搞副业起家，使得村镇企业异军突起，成长和壮大，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依靠大上海的辐射，塑造了经典意义上的“苏南模式”。

　　实际上，尽管李良宝向来自称“土生土长的农民企业家”，但在多次的企业改制中，从他一直保持着“一肩两挑”、“亦官亦商”、“亦工亦农”的身份可以看出，“苏南模式”本质上是特殊历史时期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突破，是基层政府与农民的一种“合谋”。

　　“股田制”的分配样本

　　当地知情人士介绍，李良宝与吴仁宝一样，文化不高，但有着超乎寻常人的“政治智慧和觉悟”，40多年来也有很多经典语录。

　　“为富要仁，富而要善”，是李良宝在接待各种领导和访问团体时的名言。

　　1993年，长江村成为“亿元村”。工业反哺农村的系统工程也在李良宝心中酝酿。

　　原长江村下辖的19个村民小组陆续搬迁到新建的5个别墅区，此举在2005年底完成，形成了如今“818户”的基本格局。其中，发展中被兼并的原孟济里村的村民，也入住到长江村出资建设的公寓楼。

　　到2005年，6.8平方公里的长江村已无耕地，全部非住宅用地都用于工商业开发及绿化。

　　在农民集中居住和耕地性质用途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亦从当年开始，长江村发给每个村民2万元并作入股股金，同时给每个村民职工补贴1500元/年工龄费作入股股金参加股金分红（红卡），又给每个村民1万元作土地股入股股金参加分红（绿卡），使得村民拥有工资和股金分红两种收入。

　　2006年，新长江集团改制，成为股份制民营企业。此时的村委会以新长江集团名义又出资近1亿元为居民进行资产分红，村民户均分到10万元。2008年，村民入股股金翻一倍。

　　至此，李良宝领导下的长江村实现了“家家住别墅、人人有股份、户户有存款”，创下了以村为单位的“共富”纪录。

　　在长江村一个普通的三口“职工”之家，本报记者看到，这个家庭目前拥有的资产股本总值约30万元，3个职工工资每年约10万元，每年分红近3万元。10年前，这个三口之家拥有耕地2亩稍多。

　　此外，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障在长江村一应俱全，分不同的人群，还有养老金、入学补助、免费医保、消费卡、水电费补贴等形式多样的福利，甚至逢年过节都有数量丰厚的礼品发放。

　　在长江村村委会的橱窗内，还陈列着村领导代表“李良宝三个儿子”向8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棉被的宣传照片。

　　据了解，以各100克为单位的黄金白银不仅发给了本籍村民，外来务工者中的“杰出贡献人才”也获得过。

　　实际上，村集体使用本村的土地从事工业企业经营，不需要付出额外的租金或者费用，这是长江村发展中的一个先天优势。据了解，长江村历史上拥有的集体土地的数量远远超过基本农田。

　　“这是典型的股田制分红”，叶克林认为，长江村的发展是在集体土地产权模糊的情况下完成的，“这规避了一些风险，回避了一些话题，绕开了意识形态的争议，如集体土地资产的量化、多年来以利用集体名义和优势成长的企业的公共积累等问题。”

　　但不管如何，长江村当下的“共富”理念以及诸多实践，都是对农民和社会公众的一种再分配。这或许也是长江村保持低调的一大原因。

　　“共富”下的治理机制

　　长江村现有的交通格局与城市已无异样，倘若没有车，虽然道路宽敞，但仍感觉难行，因为你已无法见到传统意义上的村民。

　　2010年，一向吃住在企业的李良宝传出了“不上报纸、不上电视、不接受采访”的“三不原则”后，就再也没有在长江村露面。长江村的刻意低调做法得到了夏港街道和江阴市的赞同，“低调、实干、质朴是长江村一直以来的特点。”江阴市宣传系统官员对本报表示。

　　“村里会不定期地通知开会，但多以讨论发放福利的事居多”，一位长江村村民告诉记者。

　　据悉，长江村的村民自治早在1987年就已逐渐形成制度，成立了村党委和村民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还有村民大会、村民代表会议等制度。

　　从本报记者掌握的情况看，李良宝家族在党委、行政和企业三个角色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决策权和领导全不空，“三种职权”合一。

　　长江村分金： 产权模糊下的股田制分红

　　夏港街道党委口人士告诉本报，长江村村党委、村委会等领导班子成员都是由选举产生的，甚至村民代表中的女性代表也规定要占有一定比例。

　　这位人士说，“长江村级的事务管理工作，由干部、群众共同参与，集体决策，任何一个意见和做法出台，都是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同时，特别是在村级资金使用的决策和规范使用上，长江村向来都是“集体决策”。夏港街道计划2012年完成工商开票销售1500亿元、全口径财政收入24亿元、一般预算收入12亿元。

　　有当地人士告诉记者，夏港街道有一个110中心，但从没接到过来自长江村的报警。

　　在长江村的宣传橱窗中，记者看到有关村级事务的多个公告，但并没有总额数字。如《长江村2011年经济收支决算和2012年经济收支预算草案报告》中，只写有：2011年决算收入与2010年相比基本持平，与2010年预算收入相比，减少7.9%，经济收支相抵，当年盈余较大。

　　“只要能分到红，不比别人少，其他的还是少问为好”，路过的一位穿工作服的村民对记者说。至于“预算、决算、收支、草案”等名词，他表示从未听说过。

　　“只要是大学毕业的，小孩的工作都是村里包，都不是体力活，比他的那些留在大城市的同学要舒服得多。”一位村民对记者说。

　　他同时告诉本报，曾经参加过村里的会，“大部分的时候，领导说要做一件事情，先是领导带头举手，然后所有的人都举手。”

　　集体经济的空间

　　根据规划，净资产已超过200亿元的新长江集团在2015年要实现千亿级的规模。

　　尽管目前已经改制成为股份制民营企业，但与华西村的吴式家族类似，新长江集团仍呈现着泛家族式的治理结构和运营模式。李氏家族在新长江拥有绝对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其中，李良宝长子李洪伟是集团旗下规模最大的长江拆船厂的实际控制人，次子李洪方是江阴市无缝钢管厂和江阴市长江钢管有限公司的控管者，三子李洪耀是长江村党委副书记，也是集团总经理。

　　李良宝的女婿范兴龙则担任长江村村党委副书记、村委会主任。有地方人士对记者笑言，范书记的名叫得好啊，兴龙。李良宝小吴仁宝一轮，都属龙。

　　“这是必然”，李孟洲认为，“家族企业的传承是中华民族根性的一种表现，会与王永庆类似，但需要继承人有较强的经营和统筹能力。”

　　从李良宝扮演的多个角色看，长江村是一个具有先天模糊之处的“混合物”，承担着村镇发展、企业经营、社会公共管理的多个重叠职能。叶克林表示，长江村与华西村总体上属于一类，都是基层党组织、企业、社区多功能合一的综合型组织机构，且以家族为主的高度集权。

　　在李孟洲看来，无论是华西村或长江村，都不是当下发展的主流形式，只是一个特例或个案，显示出大陆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这方面，江阴市就是一个典型样本：不仅有产权明晰的资本板块上市企业，也有华西村仍坚持集体为主的区域。

　　经过一系列改制后，在长江村，集体经济的概念已在淡化，但集体的功效和能力并未降低，通过集体经济完成了农户经营不能解决的问题，实现了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大目标。

　　“作为农户经营和集体经营的基本经营制度，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集体经营逐步淡化，逐步由有变无，但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实现由无到有、由弱变强。”南京农业大学经管院院长周应恒教授向本报表示，

　　事实上，早在2008年夏天，江苏淮安市曾以淮阴区为试点，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模式，打“脱贫攻坚战”。不过，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淮安市委书记刘永忠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出言谨慎，强调这是“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法”。

　　担任过江苏省政协经济顾问的一位学者向本报表示，华西村和长江村，都以集体经济方式将数千村民和诸多企业的利益紧紧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下一旦企业出现运营危机，政府出手救赎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此可以使得家族企业的基业长青。

　　此外，作为集团公司，也拥有了更多的操作空间。本报获悉，2011年7月，新长江集团以“职代会”名义通过，向长江村村民发告“筹集闲散资金、发展集体经济、加强企业发展”的通知：村民可在个人自愿的前提下，将闲余资金暂借给新长江集团——给予的利息是：3个月3.3%、6个月3.9%、1年4.5%。

　　长江村的现代工业仍在蓬勃发展，至于“今后的任务”是什么，长江村村委会始终不愿与本报接触以谈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