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车之鉴：主权债务的赖账技巧

　　当国债从政治角度被判定过高时，有5种方法可减少对债务还本付息的支出。

　　第一，直接付清部分或全部债务，同时较为直接的辅助措施是向债券持有人或所有富有阶层征收一次性资本税。第二，通过法案削减债务利息，这种方式又被称为“债务转换”。第三，通过法令推迟向公债持有人还款。第四，通过通货膨胀导致的物价上涨可以降低债务本息的真实价值。这种方法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政治选择，它也是20世纪政府所青睐的方式。第五种方法最为困难，但也是降低债务负担的最佳途径，即取得真正的经济增长，但在沉重的债务负担下也很难实现。

　　

　　征税偿还债务

　　减轻债务负担在政治上最为“体面”的方式是对其进行偿还，可通过多次的基本预算盈余（即盈余额高于当期利息费用）来实现。

　　事实上，完全清偿债务的情况较为罕见，举一个鲜见的例子，美国在1816~1834年对它的联邦债务实现了完全偿付。虽然通常情况下难以完全清偿债务，但美国和英国仍时常通过基本预算盈余降低其债务的整体水平。

　　1822~1914年，英国依照一项持续的偿债计划，从名义上将债务降低了1/4。而美国同样也在1805~1811年、1871~1893年、1920~1930年、1947~1953年（较低程度地）削减了它的债务量。

　　依靠全面征税来筹集偿债资金在政治上并不得人心。这种做法在经济上也存在问题，这是由于为筹集偿债资金而征收所得税和消费税会导致经济紊乱。而另一种不产生紊乱影响的方法是向公债持有人征收一次性资本税，实际上即是用他们自己的钱来偿付他们。但是这种方法在政治上很少被采用，采用成功的例子更为鲜见。

　　德国财政部长马提亚·艾尔茨贝格曾试图利用一次性的、级度较陡的、累进性的“德意志紧急税捐”来削减赤字，却惨遭失败，原因很简单，该税捐可以在25年到47年间分期支付，而它的利息在1920年12月后仅为5%，若通货膨胀率高于5%，延期纳税便可以降低应交税额的实际价值。

　　

　　削减债务

　　解决过量债务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根本不支付。当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君主入不敷出时，他们的习惯做法便是不还债。

　　爱德华三世正是这样毁掉了巴尔迪和佩鲁奇家族。15世纪法国财政大臣雅克·柯尔也由于查理七世的赖账而成为牺牲品。在近代早期，拖欠债务被大国频繁使用，这种行径近乎已被制度化了，它们体现为延期还款、重新安排债务或强制性债务转化，而不是政府破产。

　　在1557~1696年，西班牙通过这种方式成功拖欠了部分或全部债务，有效地对现有的债务进行重新安排，通常是将短期债务转化为长期的永久性债务，不久后又重新发行新的国债。但西班牙也为习惯性拖欠债务付出了代价。

　　1627年之后，热那亚的金融家们对短期国债尤为慎重，因为他们预见到再一次的政府破产将会使他们手中的短期国债成为低收益的永久性国债。

　　西班牙的短期国债从1625年的顶峰（1240万达克特）跌至1654年几乎不到100万，这也反映出西班牙的财政调控余地非常有限。当时的法国和联邦省份能够在国内外筹借到更多的资金，这在政治上有其深远的意义，而西班牙在整个19世纪都倾向于拖欠债务，它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拖欠情况尤为严重。

　　

　　推迟偿债

　　现代早期的法国也同样经常拖欠债务。

　　乔治·卡鲁曾说过，亨利六世“每隔三四年就会像挤海绵一样压榨他们（金融家）”。其继任者也不得不仿效此法。法国王室曾在1559年、1598年、1634年、1648年、1661年、1698年、1714年、1759年、1770年以及1788年拖欠了部分或全部债款。在西班牙，债务拖欠已成了可预见的模式：借债参战，而后徒劳地增税用以还债，继而再次借债偿付之前的债款……最后不得不以不支付来抹平收支缺口。

　　债务拖欠可分为三种：一为暂时性停止支付债款；二为“改革”，即将债务利率压至5%；三为当债务利率低于5%时，彻底拒绝偿付。自弗朗西斯一世以来，周期法官协会（调查金融诈骗的特别委员会），不仅被用来净化财政系统，更被用来拖欠各种债务。

　　1597~1665年，共发生过11次这样的拖欠事件。有种观点认为，正是路易十六拒绝以惯用方式拖欠债务，导致他被迫召开国会会议，进而点燃了革命的导火索。财务危机并没得到缓解，而是更甚。1797年的债务拖欠波及全法国2/3的债务，影响之大，更甚于约翰·劳的方案破产之后的维萨事件。

　　虽然美国联邦政府从未出现过债务拖欠，但美国各州则要另当别论了。1837~1843年大萧条时期，有一半的州债务遭到拖欠，各州债务拒付比例达10%。1857年以及19世纪70年代，美国又发生一系列的债务拖欠事件。

　　19、20世纪的拉丁美洲也频繁出现债务拖欠现象，19世纪 20年代、90年代末（阿根廷和哥伦比亚）、1914年前（巴西和墨西哥）、20世纪30年代以及80年代拉美的债务拖欠此起彼伏。

　　中东各国也不例外，土耳其在1875年后出现了一次重大债务拖欠事件，这也严重打击了持有该国债券的埃及人。一战后，奥托曼帝国的倒台引发了另一次重大债务拖欠，但它的规模尚不及1917年的俄罗斯，俄罗斯当年的债务拖欠可能是金融史上最严重的一次。

　　债务转换（即将某种债券转换成另一种债务成本较低的债券）不同于债务拖欠，因为债务转换经过了债权人的同意。如上所述，英国国王在1672年暂停了部分债务的偿付，但他最终将它转换成永久年金债券。荷兰公国在1715年同样先是暂停支付债款，随后降低了债务利息，在1753年再次故伎重施。

　　英国在1707~1708年、1716~1717年、1727年、1749~1750年、1756年、1822年、1824年、1830年、1834年以及1840年，转换部分国债并基本都取得了成功。但是格莱斯通在1935年打算将49万“已合并了的”、“已降低过利息的”年金债券转换为2.5%股票的计划却以失败告终。而35年后，戈申作了相同的尝试，却成功地将相当一部分的债券利率降低到2.75%。

　　英国的一次重大债务转换发生在1932年，它把尚未付清的一战债务的利率从过高的5%调至3.5%，从而减少了21亿的债务支出，这次重大调整波及1/4的国债，相当于半年的国家财政收入，它的成功为政府每年省下3000万英镑。

　　和债务拖欠不同，债务转换是以透明的、可预期的方式进行操作，它是应市场利率即将下降而作出的一种调整。更重要的是，债务转换基于（或应该基于）债权人的同意。如1932年的债务转换成功地劝说投资者转向长期的、低收益的投资产品，而当英国中部银行拒绝接受英国银行的条款时，它也并未受到逼迫。另一方面，小投资者不仅受到爱国主义宣传的哄骗，也由于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驱使，只得接受债务转换。例如，未经转换过的债券不得在英国银行再次贴现。

　　

　　通货膨胀税

　　长期以来，降低债务负担还存在着一种较为隐秘的方式，即将债务的记账单位贬值。发行货币并引发非预期的价格上涨，这种做法成为具有多种用途的财政工具。

　　纵观历史，多数国家正是采用这种方法应对严重的财政失衡。对货币和金融资产持有人实行通货膨胀税并非20世纪首创，但它在20世纪得到了最为广泛和彻底的应用。

　　18世纪最为严重的一次通货膨胀发生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法国国民大会预备将查抄的王室和教会财产出售，发行了大量纸币，它的初衷是为了偿付并取代旧政权下所谓的立等可兑的纸票据，但这种纸币很快成为了革命政权的赤字融资工具。

　　该纸币起初在1789年发行的4亿里弗为带息票据，但从1790年10月起，它停止支付利息，该纸币的流通量也从当年9月的12亿里弗上涨至1792年10月的24亿里弗，到1796年2月印刷机被当众销毁时，它已印制了400亿里弗的纸币，这是旧政府名义债务量的8倍。这种纸币在法国人心头留下了永久的创伤，近一个世纪，人们都不再信任纸币。（摘自《金钱关系》第4、5、6章，[英] 尼尔·弗格森 著，内容有删减，文章标题以及文中小标题为编者加，艾经纬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