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称吴英案已成一堵哭墙 吴英父亲只求一个理

　　“对于世界你是一名士兵，对于母亲你是整个世界。”很多人将吴英的命运和改革、体制、国家等大词联系在一起，但作为父亲，吴永正不关心这些，他只关心女儿的生死

　　文 | 本刊记者 马钺 编辑 | 张刚 摄影 | 史小兵

　　三月的浙江小城东阳，天气潮湿阴冷。

　　市区内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单身公寓”里，年近花甲的吴永正只穿着一件衬衫，仍然显得躁动不已。这个身材瘦小的男人，说起话来直、硬、冷，就像把射钉枪，每个字都用尽力气，话音仿佛不会马上消失，而是会撞击墙壁、钻进地里，发出“砰”“砰”的回音。说到激动处，他猛地站起来，拉开窗户，对着窗外晦暗阴郁的世界怒喊。

　　吴英是吴永正的大女儿。现在，只等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通过，吴英就将命丧黄泉；当然，最高人民法院也有可能将案件发回浙江重审。

　　由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鬼门关前徘徊的吴英注定将进入历史，活了，在很多人眼里，她是“又一个年广久”；死了，就是沈太福、郑乐芬。不管死活，总少不了在史书上记一笔。她的父亲吴永正，因为拽着越来越微细的一丝希望，死也不肯放手—这希望是他和女儿之间的唯一联系—也已经不由自主地被拖进一股分外壮阔湍急的洪流之中。

　　失望

　　自从2007年吴英被抓起，吴永正就放下一切，全力营救女儿。这个干了一辈子建筑的小商人，像愚公一样，开始拿起锤头，奋力敲击一座大山。他坚信自己的女儿没有犯罪，而是被陷害的。为了保命，吴英二审承认非法吸收存款，曾让吴永正非常恼火，“没有骨气！如果吴英犯了罪，我自己都要把她打死！但是她只是有错，没有犯罪！”

　　在吴英案之前，吴永正打过一桩长达八年的官司，最后只是惨胜，但吴永正对法律抱有信心。吴英一审被判死刑，吴永正虽然焦虑，但态度还比较乐观。吴英一方都以为，二审会放吴英一马。吴英的律师张雁峰说：“一审之后，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二审上，二审调查也比较充分，谁也没想到会维持原判。”

　　其实宣判之前，已有预兆。1月11日，吴英的辩护律师张雁峰前往金华看守所会见吴英，但被拒绝了。1月19日，张雁峰与吴永正再次前往看守所，想安慰一下吴英，再次遭拒。直到现在，一次次申请，一次次被拒，不论是律师，还是吴永正，再也没有见过吴英。二审宣判后，吴永正和女儿彻底断了联系，“连张明信片都没收到过。”而吴英二审宣判时要的两双棉鞋，也一直送不进去。

　　二审判决宣布是1月18日，农历腊月二十五，再过四天，就是除夕，中华民族传统的团圆之日。张雁峰对法院选择这个时候公布很不理解：“太不人道了！”

　　听到维持死刑的消息，吴英的母亲登时就呆坐在床上，不吃不喝，整整一天没动过。家人将她平时最宠爱的外孙抱到她眼前，她仿佛视而不见。

　　就像之前五年一样，这个春节，吴家过得分外凄惶。

　　愤怒

　　大年初七，吴永正就收拾行装，飞到北京。到了北京，吴永正立刻委托律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请复核的程序。从大年初七到3月11日，吴永正在北京住了42天，做了他能为女儿做的一切—“就是接待媒体”。

　　从2007年吴英被捕起，据吴永正自己统计，他接待过大约300家媒体，接受过无数次访问，光是花在打印、复印资料上的费用就有6万块。面对络绎不绝的记者，他像祥林嫂一样翻来覆去地讲述女儿的遭遇和自己的愤懑。讲来讲去，连他自己也烦了。一位吴英一审时采访过吴永正的记者说，当年他报道发出后，吴永正逢年过节都会给他打电话问候，但这两年已经没接到过吴永正的电话了。

　　《潇湘晨报》记者2月份采访他时，发现了这样一个细节：“跟多数为了亲人案件长年在外奔波的当事人一样，吴永正总认为记者已熟知案件的每一个细节，他思维跳跃，有点不耐烦，对于一些提问甚至一脸鄙视，那表情仿佛在说：‘这个问题还需要问吗？’或者是：‘你连这个都没搞清楚？’采访完以后，他又觉得自己态度不妥，加上一句：‘我说话比较冲，你别介意啊’。”而到了3月，当碰到相同的情况时，吴永正已经疲倦到省略歉意了。

　　但对于记者的各种要求，吴永正迟疑之后又总会合作，他知道，这是自己能为女儿所做的为数不多的事情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本来就强硬倔强、爱钻牛角尖的吴永正，在绝望折磨之下，怒气越来越外化。张雁峰说，二审宣判之前，吴还时有笑容，宣判之后，他脸上就总是一片沉重。

　　去年9月，为便于照顾，吴永正的二女儿将他从乡下接到城里。吴永正一个人住在二女儿家附近的一间单身公寓里，妻子和二女儿一家住在一起。作为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吴永正的生活习惯不健康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他每天要抽三包烟，凌晨三四点钟才能入睡。他似乎浑身燥热，中午睡觉时也开着窗户。在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坐在电脑跟前，浏览关于吴英的各种信息。二审宣判后，二女儿为他注册了一个微博(http://weibo.com)账号，吴永正不会写微博，但每天都看，有想法要表达时，他就打电话给女儿或其他身边人，让他们帮自己发微博。

　　吴永正喜欢喝浓茶，茶叶要放到茶杯的1/3处。他还嗜辣。这个长期在湖北打拼的浙江人，吃起辣来比当地人都厉害。下酒只辣椒亦可。女儿说，吴英入狱后，父亲吃辣更凶了。在饭店吃饭，吴嫌菜不辣，服务员问他，要剁辣椒还是辣椒酱，吴永正说，都不要，把你们这儿最辣的辣椒拿来！服务员端来一碟海南产的黄色辣椒酱，他尝了一口，皱眉说，一点也不辣！又酸又咸！他吃了几口辣酱，汗珠从额头上三道深深的横纹间直沁出来。

　　走路的时候，吴永正不走人行道，而是走在马路中间的机动车道上。过往车辆经过他身边时，要小心绕开。他似乎刻意要让自己—起码在想象中—成为直直挺立在这座城市的一根刺。

　　现在，对于外界的各种信息，吴永正显得淡然、麻木，甚至不屑一顾。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回答了关于吴英的问题，很多人将其解读为对吴英利好。但吴永正的反应仅是“有点欣慰”。他没有收看温总理记者会的电视直播，这个消息是后来朋友告诉他的。这种情绪他在微博上表达的虽然委婉，但非常明显：“刚刚看到了温总理的话，总理说，对吴英案件的处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我非常感动，也十分感谢大家。但是，对最终结果我并不是很乐观……”

　　3月18日，某新浪微博认证用户发出一条微博：“求证刚刚得到的消息：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否决浙江高级法院对吴英的死刑判决。”此微博发布后不到半小时内，转发千余条。当记者向吴永正当面求证时，他看上去对这样的消息一点也不兴奋。“我已经不想猜了！”他说，现在谁说什么话，他也不关心了，他要看到的，是事实。

　　事实证明，那条消息与事实有出入，最高法院辟了谣，否认了吴英免死的消息。

　　但吴永正并没有彻底失去希望。和吴英案发生前一样，他的发型一丝不苟，显然用了定型摩丝，看不到一根白发(他承认用了染膏)；皮鞋仍然擦得锃光发亮。这足以说明，现在他还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但是，很难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变化。

　　就像很多遭遇坎坷的人一样，吴永正看上去愤世嫉俗。他声称，自己现在已根本不在乎吴英会不会死，“我在乎的是一个理字。杀吴英没关系，你得讲出个道理！”

　　当记者试图安慰他，告诉他吴英案已经受到了公众和高层的关注，很多人将吴英的命运和改革、体制、国家等大词联系在一起时，吴永正显得非常不耐烦：“我不关心这些！”他说，“我只关心我女儿的生死。”

　　这一刻，吴永正的神情令人想起一位“二战”士兵的墓志铭：“对于世界你是一名士兵，对于母亲你是整个世界。”

　　哭墙

　　关心吴英生死的不止她的父亲。

　　从一审宣判起，吴英案便受到相当范围内的关注，二审判决后，这更成为全社会关心的焦点。在今年2月5日举行的亚布力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发表演讲，公开呼吁全社会关注此案。“当年邓小平保护了年广久，今天邓小平已经不在了，没有另一个邓小平来保护吴英了，所以我也呼吁各位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政府官员，我们的媒体多多关注吴英案。”张维迎将吴英与当年的“傻子”年广久相提并论，将吴英的命运和改革捆绑在一起。

　　张维迎提出，吴英案意味着中国公民没有融资的自由，融资是特权不是基本权利；意味着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产权交易合同仍然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意味着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受到摧残。

　　85岁的律师界泰斗张思之写了一封致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张军的公开信，指出“解决之道在于开放市场，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断无依恃死刑维系金融垄断的道理。更何况杀人宜少应慎已成国策！少杀，是政策指向；慎杀，乃法律要求。‘两可’(可杀可不杀者不杀)方针正是二者的集中体现，因而是理应逐案遵行的圭臬、至上的标尺。吴案留人刀下，应属入情入理。”

　　社会各界精英不断加入到这场大讨论中来。讨论角度从对案情的具体分析，到民间金融的规范和松绑，乃至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以及公民权利的伸张。今年的全国“两会”，吴英案成为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更是成为温家宝总理记者见面会上的议题，足见吴英案受关注的程度。

　　即使是平常谨慎持重的企业家们，在这场大讨论中音量也不算小。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皇明集团董事长黄鸣提交了一份建议案，认为“此案是金融制度弊端的产物”。汇源果汁集团董事长朱新礼说：“如果说到集资的话，我20年前就借了亲朋好友的钱，借遍了大江南北，借到了海外去，才发展到了今天。”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在微博上写道：“改革的路还很长。但吴英案还没结案。拯救吴英就是拯救自己。”

　　北京浙江商会副会长陈俊表示，“若吴英该杀，目前跟吴英相比有过之无不及的民间借贷者该杀，到浙江去哪个县市都会横扫一片。”

　　“吴英案已经变成了一堵哭墙。”财经作家吴晓波这样评论中国企业界及社会各界对于吴英案的大讨论，“因为人们对这两年国进民退不满，所以借吴英案进行发泄。”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指出：“吴英判死，民意汹涌。网络调查95%以上的人认为吴英罪不至死，或属于正常的民间借贷。吴英罪不至死，几乎没有太大争议，几乎常人凭直觉凭良知就可得出判断(常人凭良知进行事实认定，正是陪审制的基本原理)，无需任何分析，无需法律或金融知识。这一特点正是社会各阶层广泛呼吁的重要原因。”

　　专栏作家夏楠在其文章《吴英缘何赢得民意》中表达了相似看法：“今日支持吴英的声音，要比当年支持年广久者多得多。在这个话语场里，吴英是否有罪已不重要；她被化成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承载着草根阶级的发迹梦想。……(由)不公平感产生的愤怒，正在从吴英案这个阀门里喷涌出来。”

　　制度

　　一个不容乐观的事实是：民意也许延缓了吴英走向刑场的进程，但并没有阻止非法集资罪名下的黄泉同路人继续增加。与吴英同为浙江女商人的杜益敏，法院认定她非法集资7亿元，2009年8月5日，杜被执行死刑；2010年，泰州的王菊凤以同样罪名被判死刑。

　　吴晓波指出，过去一年里，浙江省查处的非法集资案件有240多起，温州有十来个人因非法集资而自杀。“大家关心吴英，而浙江省就有两百多大小吴英出现，为什么没有人关心他们？”

　　吴晓波认为，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对民间金融业的掌控，从地方政府到公检法系统，仍然是一以贯之的。吴晓波说，对制度的反思，仅仅停留在舆论层面。而舆论不关心那两百多人，只关心吴英，说明吴英被“符号化”了。

　　“大家都在呼吁，但如果真正关心民间金融，关心吴英案本身的话，我认为另外几个案子也应该同样关注，都是人命嘛。”吴晓波说，“虽然吴英案受到关注，地方政府仍然在强力进行管制。民间金融始终存在，不是鼓励不鼓励的问题，而是如何规范化的问题，在制度层面让它回到地面、现有的民间集资行为怎么能让它避免风险的问题。但法学界也好、经济学界也好，很少讨论这个问题，或者没有深入在政治层面上讨论，完全是抽象论道。”

　　吴晓波在其评论《是谁要吴英死》中指出：“金融业的开放远远滞后于其它的产业领域。1990年代之后，政府对民间金融活动实施了比之前更为严厉的打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立为本刊记者还原了1990年代中国政府对民间金融业严厉控制的历史场景：1978年后，市场逐步放开和各个地方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全社会面临资金短缺的状况。1979－1995年，金融机构体系中人民币存贷款一直处于贷差状态，1987年，贷/存比达到140.7%，为历史最高，当年贷差为2144亿元。

　　在这一背景下，大量资金在中央政府主导的金融纵向分割和地方政府主导的金融横向分割下，主要流向了国有经济部门。金融机构相当于“二财政”的角色，动员储蓄替代税收功能，资金放贷替代财政支出功能。这时的金融机构在城乡的主要活动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而非正式的金融无疑会对正式金融的储蓄产生分流，双方直接冲突。

　　1993年7月，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国家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中央6号文)，接着国家强力出手规范金融秩序。当年8月到11月末，国务院召开了八次资金调度会议，研究掌握宏观调控的力度和银根松紧的程度，并具体调整贷款规模，解决各地流动资金紧张问题。

　　国务院当时明文规定，在国内外集资都必须经过批准，不经批准搞集资是非法的。然而，乱集资制止不了，提高存款利率也起不了增加储蓄的作用。

　　1993年，长城机电总裁沈太福非法集资10多亿元被捕，这一事件被当作对全民进行一次法制和投资风险教育的契机。沈太福次年判死刑；1995年11月，无锡新兴公司总经理邓斌因非法集资32亿元，损失12亿元，被判死刑。

　　当时中央要求：坚决停止非法集资。凡是超过银行规定的利率搞集资的，不管什么人，一律停止。包括那些自办的各种金融机构、钱庄、当铺等的非法集资，都不能搞，还是要走银行这个主渠道。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96年8月《贷款通则》实施，此时国有银行几乎占据了全部的借贷市场，非正式金融机构包括民间借贷受到压制，数量可以忽略不计。

　　和当时国家金融政策配套的，是司法机关出台的各项法规。1995年，《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正式确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1997年后新《刑法》增加了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两节，对上述决定的内容全部吸收，还增加了“擅自发行股票、公司、债券罪”。

　　这些法规的目的，以及沈太福、郑乐芬、吴英等人头上的罪名，正如吴晓波指出的：“无论是投机倒把罪、贪污行贿罪，还是集资诈骗罪，其核心主题在于探索如何全面遏制现行体制外的民间金融业。”

　　在1996年之后，中国资金短缺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金融体系的资金，由短缺走向连年过剩，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由贷差到存差的转换上。此后，存差每年在大幅度上升，2000年之后已经开始出现流动性过剩的迹象。至2009年，存贷差已达18.4万亿元，这相当于2008年底城乡居民储蓄的85%，即使考虑存款准备金、备付金、银行投资结构转变等因素，仍然有巨额资金滞留在金融体系内部。

　　时代已经改变了。“近几年来资金相对过剩的局面为中国金融权力的改革和分解提供了条件。”周立认为。

　　但制度还没来得及跟上。吴英们仍在为迟到的制度付出代价。

　　未来

　　现在，吴永正一家和律师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复核决定。

　　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加强民事审判切实保障民生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维护合法有序的民间借贷关系。要依法准确认定民间借贷行为效力，要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以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推进金融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制定三项措施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言人孙军工针对吴英案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在依法复核审理过程中，将依照法定程序，认真核实犯罪事实和证据，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审慎处理好本案。”

　　对于这些消息，外界有人解读为对吴英有利，但吴英的律师张雁峰认为，这些信息和吴英案关系不大，“只有审慎，没看到宽容。”

　　吴晓波对吴英案的死刑复核并不乐观，“因为在过去两年里浙江已经判了两个死刑，一个是台州的王菊凤，一个是丽水的杜益敏，她们和吴英案性质、情节基本上是相似的，罪名是一样的，如果吴英案退回来，未来这样的案件怎么审理？如果没有好的司法解释，没有制度性的安排，我认为高法不会贸然出这样一个决定。”

　　不过，吴晓波不认为吴英会在短时期内就被执行死刑，“第一，社会舆论压力非常大。第二，我在文章里写过，郑乐芬1987年被抓，1992年才被枪毙。刑法规定，高法复核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有可能高法在三四年内都不给出复核意见，要等到这个事情过去以后，如果民间金融还没有得到规范，那么(死刑)就会悄悄执行，那时候舆论已经转移视线了。”

　　张维迎把吴英比作年广久，吴晓波对此不以为然。吴晓波指出，吴英案关系到金融产业的解放，这个话题和年广久当年涉及到的用工制度、对个体制的探讨等，存在量级上的差别。吴英案背后的金融体制，更加难以撼动。

　　从2007年到现在，吴英已经在看守所里度过了五年。“十年生死两茫茫”，这五年里，很多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和吴英、本色集团有关的人已经走出了灰暗的日子，重新开始了生活。周亮(化名)是其中之一，他曾经是本色集团娱乐部经理，2007年本色被强行解散，周亮和同在本色工作的妻子双双失业，生活陷入困窘。最艰难的时候，周亮曾经为了生计去工地搬砖。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才渐渐恢复了元气。现在，他是一间餐厅的经理兼合伙人之一，生活重又走上了正轨。吴永正说，他平常接触的好几个本色人，如今“混得都不错”。

　　哪怕吴英的家人们，虽然为她牵肠挂肚，但日子毕竟还是一天一天过下去了。吴英在看守所里的五年间，她的丈夫销声匿迹了；二妹妹穿梭于浙江各地做生意；当时大学刚毕业的三妹妹，如今已嫁了人，生了女儿，这个外孙女成了吴妈妈的心肝宝贝。

　　但是，只要最高法院没有作出决定，吴永正就得继续等下去，在焦躁中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