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社会无创新

　　周业安

　　要说垄断阻碍创新，这判断未必对。看看周围那么多新产品、新技术，其中很多都是来自垄断企业。垄断企业为了维持自身的垄断地位，通过技术创新来阻碍潜在竞争者进入市场，这种潜在竞争者的威慑力客观上起到促进垄断企业创新的作用。这大概是一些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可竞争市场的效率所在吧。可惜对垄断者而言，由于可以获得丰厚的垄断租金，有足够的资金进行研发活动，所以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阻碍新进入者，这就使得可竞争市场事实上根本无法达到竞争效率，最多只能弱化垄断的无谓损失而已。

　　无论如何，即使存在垄断企业，或多或少还能有创新，虽然不是最有效的结果，但这些创新活动毕竟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相比之下，垄断企业甚至可以不用通过创新就能维持自身的垄断势力，比如通过院外活动、或者通过建立政治关联、或者直接进入权力部门，影响制度设计，建立特许制度，或通过行政权力直接排斥潜在竞争者。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垄断都无需以创新的方式来维护，而仅仅通过政府排斥的形式来强化。关于这种垄断形式，经济学教科书上有专门的术语——寻租。假如垄断企业通过寻租来获得垄断势力，要比通过创新的方法来得简单很多。

　　何谓寻租？说起来非常简单。假如你家门口的路是大家的必经之道，你某一天决定设一个路障，并规定凡是要通过这条路的必须交纳一块钱。这一块钱就是租金。你设路障的行为就是设租；你想获得过路费的做法就是寻租。想想看，谁在寻租？过去的山大王肯定在寻租。现在呢？不说大家也知道。经济学家塔洛克和克鲁格很早就研究了这种现象，并已经提出了自己的警示，那就是：如果经济当中出现普遍的寻租行为，不仅仅意味着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而且也意味着创新难以发生。或者说，一个社会如果普遍缺乏创新，一定意味着存在普遍的寻租现象。

　　这似乎很容易理解。能不劳而获的时候，谁还想着劳动呢？何况创新是一项最艰苦的劳动。日本经过经济起飞后，陷入了长期的不景气。很多人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的主银行制隐含了一个非常大的制度缺陷，那就是政治关联。按照日本一些学者的通俗说法，就是存在着一些所谓的“神仙下凡”现象，说的是一些政府官员或者银行高管快到退休的时候，就来企业谋个闲职，这个职位地位高，薪水丰厚，但不用为企业具体工作。那么企业为何愿意养这些退休的高级官员？很简单，这就是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路径，通过政治关联，可以有效地寻租，从而可以让企业在不用费太大精力的情况下，也能获得垄断租金。但这样一来，日本企业的创新激励就会不足，这是导致日本经济后来逐步不景气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李约瑟之谜”说的是前现代社会中国具有发达的科学技术，但现代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中心转移到了欧洲，这是为什么？当然对此的解释五花八门。有人说是儒家文化和创新不兼容，果真如此，为何宋明时期中国仍然保持先进的科学技术？包括上世纪50～60年代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都实现了经济起飞？还有人说是因为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建立专利制度，但没有专利制度的时代，有很多科学技术创新，直到明朝后期这种创新才逐步停滞。另有一些人把这些归结为市场制度的缺乏，其实我国历史上大多数创新都是在非市场环境下完成的。可见现有的这些说法都无法说服读者。翻看中国历史还是很有意思的。历朝历代创新活动多半集中在每个朝代的前期和中期，清代特殊，几乎从头到尾都缺乏创新活动的痕迹。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的猜想是，中国历史上的创新浪潮和寻租活动的普及程度成反比。寻租活动相对较少的年代，创新活动就会比较活跃；寻租活动相对较多的年代，创新活动就会比较稀少。一个朝代建立起来后，制度上还相对有活力，寻租活动相对少些。但随着制度的固化，寻租活动开始增多，创新活动自然就衰减了。历史上元朝和清朝恰恰是一种典型的寻租经济，所以这两个朝代的科学技术创新相对较少。当然，这仅仅是个人的一点猜测，未必正确。但有一点我是敢肯定的，工业革命之所以没有出现在中国，和中国一直存在的寻租社会有关。从地域上看，中国哪些地方的经济最繁荣？熟悉历史的人大概都知道，政治中心历来都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政治中心的繁荣本质上是寻租经济的繁荣，而不是创新经济的繁荣。从职业上看，中国人最愿意从事哪类行业？毫无疑问，是寻租行业。如施莱佛和维希尼在其著作《掠夺之手》中所论证的，当一个地方最优秀的人都流向寻租部门，那么创新也就难以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