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的悲观情绪正在传染

　　苏培科

　　从最近公布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来看，中国实体经济前景很不乐观。一季度8.1%的GDP增速远低于预期，或许有人认为这是主动调控的结果，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是主动调整的结果，毕竟粗放式的高增长不可持续，而且经济结构转型一定会牺牲一些速度，将经济增长速度降一降，逼迫“两高一资”的企业转型无可厚非。但从一季度的诸多数据和经济的实际状况来看，好像不是简单的主动调控因素，而是实体经济出现了自发性的收缩行为，尤其从存贷款数据和财政数据来看，实体经济的悲观情绪正在传染，而且这种悲观情绪已经传导到企业的经营行为中。比如一季度的贷款数据明确地告诉大家，一二月份的实际贷款数据在明显收缩，虽然3月份新增贷款突破了万亿元，但大都以短期贷款为主，说明企业不太看好中长期，短期拆借主要是为缓解流动性，而中长期贷款则主要决定投资行为，显然企业的盈利预期在下降，不愿融入更多的中长期贷款来扩大投资。如果再加上房地产调控等因素，房地产开发贷款有严格的政策红线，很难实现突破，而对房地产的看跌、观望情绪使得购房者数量和积极性减弱，从而个人住房贷款也出现了收缩，以前是稀缺资源的银行贷款现在不再那么被人争抢，反而存款数量在不断增加，银行的负债成本在不断增加，使得很多银行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银行对首套房按揭贷款利率打折促销，这是银行的正常经营行为，并不是房地产调控松动的信号，希望一些人别借题发挥。很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银行各项贷款的实际利率会出现普遍下移，直到与企业的投资收益率达到一个均衡点之后，企业才有可能恢复投资积极性，贷款的需求才会发生新的变化。

　　在经济前景不乐观的情形下，理论上贷款不应该紧张，反而因为实体经济的需求收缩，贷款的供给会相对增加，尤其在外汇占款连续净减少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适时调整，但遗憾的是货币政策调整比较滞后，金融资源是垄断的，利率非市场化。因此，当务之急除了尽快推动利率市场化之外，也应该通过数量型工具来进一步合理释放流动性，同时适当加快信贷投放步伐，推动实际贷款利率的下行。如果实际贷款利率能较基准利率下浮10%，则可以达到0.656个百分点的降幅，远超过减息一次的幅度（通常减息为0.25个百分点），因此为了刺激企业的积极性，通过数量型工具降低贷款利率、降低实体经济资金使用成本是必要的。

　　再从存款数据来看，3月份新增存款数据创下了历史新高，除了一些理财产品到期的因素之外，还与楼市、股市不景气有关，当资金缺乏出路时必然会回流银行。当然，关键的因素是2月份出现的“正利率”刺激，使得很多投资性资金迅速回流转存。其实原因很简单，一些储蓄性资金曾试图通过投资理财来战胜“负利率”，结果投资的实际收益率不但没有跑赢CPI，甚至连本金都出现了亏蚀，一旦实际利率“转正”时，一些储蓄型偏好的人们再次选择储蓄，虽然银行存款经常在通胀面前呈现“负利率”，但至少本金是安全的，于是谨慎型的资金不但选择了储蓄，而且选择了定期化储蓄的倾向，这与PPI等数据共同印证了人们很不看好未来的情况下，纷纷采取了保守、谨慎的策略。显然不能再通过所谓的“负利率”来逼迫大家进行被动性选择投资理财，这是不道德的，毕竟在中国很多人不具备投资投机的能力，也不具备风险防范的能力，而且很多人是将存款作为对冲未来风险和应对生老病死的保障，因此存款利率的上限应该放开，不应该为了保护银行存贷利差实行长期管制，利率政策应该更多的偏向储户而非银行，应该考虑大家投资经验不足等实际情况和尊重大家储蓄型偏好的选择。

　　还有一季度的财政数据显示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减少，显然实体经济很不景气。但实体经济的不景气其实也与宏观税负过高有关，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可能税负高成本对经济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当经济预期悲观时，过高的宏观税负将会雪上加霜。当宏观税负超过一定限度时，企业投资和经营就会缩减，个人收入也会减少，政府税收也随之减少。因此在目前实体经济前景不景气的情况下应该适时减少宏观税负，而且结构性减税的幅度应该加大，以刺激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当然，企业的不景气是与各种高成本有关，除了资金使用成本过高、财税负担过重之外，人力资源成本提高、原材料价格上涨、房租价格快速上涨也是导致企业利润空间压缩的原因之一，因此宏观政策应该及时启动全方位的刺激措施，营造良好的企业生长环境，帮助实体经济中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以稳住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避免悲观情绪进一步传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