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企业犯错的经济成本

　　“毒胶囊”事件至今仍然不见丝毫的降温迹象。相关企业正在为其充满机会主义的失信行为付出经济代价，这是他们应付的代价。

　　据报道，知名药企修正药业开始组织召回全部胶囊类产品；上市企业复旦复华也召回涉毒胶囊药品；通化金马则召回19种胶囊产品。对于上述企业而言，召回的举措，会对其今年业绩造成较大的影响。与此同时，资本市场也表现出惩罚的意味，相关企业的股价这两天大幅跳水。

　　这些药企，都不是工业明胶的直接生产者，他们的问题，出在供应链中的上游原料。糟糕的是，这些药企明知原料有问题，出于减少成本的考量，却依然选择采购，事实上纵容了供应商的犯罪行为。因此，药企当依法受到处罚，自是无可回避的事情。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在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上犯错乃至犯罪，应受惩罚有许多种。如法定代表人及相关人员受法律制裁、企业形象受损进而影响后续发展，监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罚款，等等。各种惩罚行为各有不同效力，这其中，让企业付出较大的经济成本，应是颇为有效的惩罚措施。

　　举凡过去数年中出现的大量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生产企业之所以冒着风险造假，或生产劣质产品，无非为了一个“利”字。当年乳业巨头们纷纷跟三聚氰胺联系在一起，是为了牟利；今天各大药企折戟于“毒胶囊”风波，也是为了牟利。生产企业选择欺骗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正是因为利益的诱惑太大，至少这些利益可以让其将监管措施和良心道德抛在脑后。

　　很遗憾，过去出现的多数案例，经济惩罚力度太小，形不成威慑效应，这反过来激励了企业。因为犯罪（错）成本与收益的不匹配，企业有动力去犯罪（错）。而之所以形不成威慑效应，一是罚款额度大多偏低；二是召回制度并不完善，有时候规定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三是来自消费者的集体抵制行为罕见。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生产企业采用机会主义的动力很大，进而成为问题企业。

　　因此，从企业失信成本的角度进行考量，提升企业犯错的经济成本，当是击中问题企业“软肋”之举。方法可以有很多，比如修订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罚款额度。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非常时期祭出严刑峻法，并不为过。沉疴须用猛药，乃是顺理成章之事。对待制造有问题的食品药品的企业，“温情脉脉”只会增大社会成本。

　　召回制度是另一种有效的方式。这里需要重视两个问题，一是完善召回制，提高其可操作性；二是针对问题企业的召回，须坚决督促其执行。不能排除的一个现象是，有些地方纳税大户成了问题企业，结果地方政府出于税收、就业等方面的考虑，对其改过之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政府的不尽职自然是对问题企业的另一种纵容。

　　另外，加大企业失信成本还可采取集体行为诉讼行为，以及消费者“用脚投票”，拒绝消费该产品。对于严重犯罪（错）的企业，无论是消费者，还是资本市场都不可过于健忘。概言之，要让这些企业深刻尝到失信成本之大、惩罚之疼，才能更好地倒逼其弃用机会主义，踏实做良心企业，生产让人放心的产品。

　　众所周知，当前中国社会中的食品药品安全案件迭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监管不力以及道德失范。正如单靠严刑峻法并不能解决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单靠提升犯罪（错）成本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提升企业犯错的经济成本，可与创新监管结合起来，成为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一种硬约束。在此之外，还要呼唤企业的社会责任心，要在人性救赎层面下工夫。那种以为单单加强监管就能根治问题的想法，不是幼稚，就是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