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产能过剩要靠开放和改革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产能过剩是顽症，但按发改委现在的方式来治理产能过剩问题肯定不行。

　　产能过剩在中国并不是个新问题。2004年以来，抑制产能过剩就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自此以后，几乎每一年都有相关政策出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外需萎缩，国内巨大的产能更是无法消化。进入2012年，无论是属于高耗能的电解铝、钢铁制造，水泥，还是属于新兴产业的光伏太阳能，甚至一度被视为中国经济支柱的汽车行业，均出现“产能过剩”。据工信部数据，今年1至2月，全国粗钢产量达1.14亿吨，创历史最高水平。平板玻璃目前全行业库存已超过2707万重量箱。2013年新型干法水泥将达到31.33亿吨，富余程度也将达到30.54%。烧碱、化纤、合成橡胶等化工产品生产也保持较高增速。据悉，多个部委近阶段将完善“组合政策”，突出差别电价、能源消耗总量限制、问责制、新老产能挂钩等对企业投资和生产的约束作用，抑制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扩张。

　　近两年来，发改委、国资委、工信部关于抑制产能过剩的文件接二连三的出台，但效果令人失望，发改委的调控行业名单却是越拉越长。

　　产能过剩本身并不可怕，一定程度上的供过于求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表现。但在中国，产能过剩的根源并不在市场，而在于体制。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主导了大多数的投资。地方政府决策往往只看中央脸色，缺乏因地制宜的论证，企业基本上无法参与，常常因为“头脑一热”，几亿、几十亿的项目立刻大干快上，结果是大量资金投向“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三高一低”项目。现在的产能过剩大多数都是这种决策方式的结果。产能过剩的另一原因是中国市场开放程度还远远不够，在产能过剩的行业中，相当一部分由国企垄断或国企主导，大型国企在信贷、土地、财政等多方面有诸多特权，资源配置的偏向使其有足够的力量扩大产能以提高政绩。而且，国企从决策到经营都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效率乏善可陈，不能根据市场变化而及时调整，如此机制，产能过剩就是情理之中了。

　　在我们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是体制问题，就要从体制解决。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产能过剩是顽症，但按发改委现在的方式来治理产能过剩问题肯定不行。

　　首先，政府应该放权，完善市场经济，减少对微观经济领域的行政干预。一个地方发展什么，发展到什么程度，不要去硬性规划，把问题交给企业，让企业承担决策风险。政府应该成为协调者、管理者和信息提供者，在资源上、法律上、政策上向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其次，应该大幅开放市场。开放市场一方面是要对内开放，打破行业垄断，破除市场准入限制，准许民营企业进入。只有开放的市场才能够实现自主调节，产能如果过剩，企业拿自己的钱去经营，自然会减产以保证利润，反之亦然。只要持续的开放市场，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民营企业也不会一窝蜂式的投向某一产业，反而会有更多选择，理性判断，审视风险。开放市场的另一方面是对外投资开放，加大走出去的步伐。在这一点上政府和企业都要有国际化的大视野，从发达经济体到相对落后的非洲地区，都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对象。作为战略智库，安邦咨询早就呼吁推出中国版非洲“马歇尔计划”，安邦认为，中国政府应该综合利用金融实力和实业优势，推出十年4000亿美元的非洲开发计划，推动人民币和中国商品流向非洲，与此同时，推动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设厂。这将非常有效地缓解国内部分产业的投资过剩问题。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产能过剩是顽症，但按发改委现在的方式来治理产能过剩问题肯定不行。只有从根源出发，一方面限制政府权力，一方面开放国内外市场，这才是治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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