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首当其冲即打破垄断

　　“转型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最常见的词汇之一，我们几乎每天都放在嘴边，但要真说起转型经济的内容，恐怕就不像使用这个词汇时的频率那样高度统一了。

　　“转型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最常见的词汇之一，我们几乎每天都放在嘴边，但要真说起转型经济的内容，恐怕就不像使用这个词汇时的频率那样高度统一了。

　　最早的“转型”指的是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此后是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后来又提过粗放经济向集约经济转型，再后来，转型经济的内涵就变得更加丰富了，包括产业升级、结构调整、拉动内需，等等，都可算作是转型的内容。那么，现在所说的当前经济转型指的又是什么呢?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确又一次面临转型的外部压力，这个压力主要体现在国际金融秩序的变化和国际贸易结构的调整上，以及新兴的低碳经济的冲击。对于外部压力，任何经济体的本能反应都是抵制，所以尽管外部压力已经形成几年了，可经济体内部的转型却迟迟不见实质行动。不过，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漫长的“阵痛”取代当初的短期“剧痛”，经济体内部的张力逐渐显现出来，从而形成了由内至外的转型诉求。就中国经济而言，最突出的特征有以下两点：

　　一是市场红利的消失。市场经济建立之初，几乎不需要过于复杂、精细的决策与运作，简单的投资和粗放的管理即可以获得超额利润。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就是“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胆识”成为经济活力的体现，或者更准确的说是胆识赢得了获利的机会。也就是只要你敢于进入市场，市场就开始向你分红，即便你的决策有问题、管理不到位，红利依然是客观存在的。然而，随着经济发展的成熟以及外部影响的冲击，这种靠简单投资和粗放管理的盈利机会已经慢慢消失了(市场红利趋零)，于是过去靠市场红利生存的企业正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二是劳动力成本的剧增。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动力之一就是对外贸易顺差，有人曾测算过，说中国经济发展的40%原动力来自外贸顺差。不管这样的测算是否准确，这个事实恐怕还是存在的。而中国之所以能顺利占领国际市场、实现巨额贸易顺差，靠的不是技术、品牌，甚至也不是品质，而是低廉的价格。低价格背后是低成本，包括人为压低的资源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实际上，就资源和劳动力的同质化而言，这些东西不该存在成本差异，所谓的低成本实际上是人为地将资源和劳动力本该得到的效用补偿转让出去的结果。说得再通俗些，就是把本该由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获得的好处给了国外消费者，这才是我们的国际竞争力的最根本源泉。

　　“转型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最常见的词汇之一，我们几乎每天都放在嘴边，但要真说起转型经济的内容，恐怕就不像使用这个词汇时的频率那样高度统一了。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成熟(这个成熟的重要标志就是市场主体对公平补偿的诉求)，尤其是中国劳动力的市场意识的成熟，要求把转移出去的效用转移回来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其结果就是所谓的“用工荒”：企业的管理者还用老眼光来审视劳动力市场，还想用低成本使用劳动力，而劳动力的觉悟却远超用工者的想象了。

　　应该说，这两个变化是正常的、成熟的表现，也是中国经济向更高层面发展所必须经历的阶段。这些变化本身也提出了对经济政策与战略的新诉求。首先，市场红利的消失意味着对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诉求，也就是说新环境下企业要想生存就必须通过这三个创新涅 重生。其次，劳动力成本的不可逆上升则意味着经营者必须在核心价值和产出效率上下足功夫。而这些新诉求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一个核心：价值提升。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三十年实质上走的是数量经济的道路：以“量”取胜。然而“量”并不能让我们的劳动获得足额的补偿，随着资源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向合理水平的回归，仅仅依靠“量”来实现补偿根本就是悖论，因为在资本和技术有限的条件下，数量的实现是通过劳动力和资源的投入来完成的，而后者恰恰是要求补偿的主体。同样，在市场红利消失的条件下，企图通过“量”的简单投入即可获得超额利润也是不可能的。

　　这种情况下，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价值的提升：通过生产的核心价值以及管理和运营的附加值，才能补偿投入，并且获得实体利润(而非诸如市场红利这样的外部利润)。因此，当前转型经济的实质就是从过去的“数量经济”向“价值经济”的转化。

　　与此前中国经济经历的几次比较大的经济变革(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小平南巡讲话)不同的是，以前的经济变革都是政策领着经济走，而此次经济转型则是经济推着政策变，也就是说，当经济发展的内在张力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如果政策滞后的话，那么经济自身的规律就要站出来发挥作用了。这种情况下，政策如何主动求变去适应经济的发展就成了当前中国经济能否走出瓶颈、实现转型的成败关键了。

　　“转型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最常见的词汇之一，我们几乎每天都放在嘴边，但要真说起转型经济的内容，恐怕就不像使用这个词汇时的频率那样高度统一了。

　　政策的转变，首当其冲就是竞争型市场的重新塑造。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研究认为，前苏联经济改革之所以不如中国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者只关注企业的私有化(以为私有化是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而后者则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础上更注重竞争机制的引入(其结果就是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的诞生)。但是，中国对竞争机制的引入也是有条件的，即非重大国计民生行业。

　　但这是指改革的初期，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过去一些所谓的国计民生行业如今已是百姓日常所需(比如燃油、燃气、电力、通讯等领域)，而恰恰是这些领域的非竞争性(其实就是垄断)正在阻碍效率的提升。众所周知，效率是价值最重要的自变量，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也把价值经济叫做效率经济的原因。因此，要打造价值经济，经济政策必须首先强化竞争的公平性，打破固有的行业垄断。这不仅是经济转型的关键，更是经济转型的最根本基础，没了这个基础，一切转型最终只能是空洞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