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皮：中国私人民营银行前景何在

　　此民营非彼民营

　　杂谈中国私人银行前景之一

　　国有、私有是一对概念；国营、民营又是一对概念。前者属于产权范畴，后者属于经营机制问题，把这两对概念打乱了配对，就会有不同的效果。

　　第一种是国有国营，第二种是国有民营，第三种是私有民营，第四种则是私有国营。

　　2003年7月22日，长城金融研究所在北京大学古色古香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专家听证会，对这个所组织的5家民营银行的筹建方案进行论证，媒体纷纷对此进行了报道，5家拟申报银监会的民营银行同时披露了各自的方案。据称，长城所对5家试点银行的注册地选择用心良苦，沈阳瑞丰是东北老工业区的代表，西安长城银行则是大西北开发的代表，而注册地分别在佛山、深圳和江阴的南华银行、民华银行及江阴商业银行则分别代表了温州、苏南和珠江三种民营经济模式。

　　长城金融研究所是一个松散的民营研究机构，主持人徐滇庆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终身教授。徐滇庆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国民营银行，实际上是私人银行的鼓吹者和推行者，享有“民营银行之父”的美誉，而长城所拥有的专家阵容更是令人不可小视，吴敬琏、茅于轼、董辅礽、刘国光、张曙光、黄达、林毅夫、张维迎和盛洪都是帐中大将。长城所2000年7月9日在西安成立，打出的旗号就是“筑起一道捍卫民族金融业的长城”，5家民营银行的试点方案推出之日也就是长城所阶段性使命完成之时，如果5家报批方案中有2家能够获银监会通过，在徐滇庆看来就是一种圆满了。

　　什么圆满呢？

　　突破银行业国有垄断经营的圆满，开创中国大陆第一家私人银行诞生的圆满，金融体系创新的圆满。

　　因为根据《商业银行法》规定，是不允许开办私人银行的。

　　因为根据央行的说法，民生银行是中国惟一一家民营银行，除此之外，央行没有批准任何新民营银行的试点。

　　因为根据徐滇庆们的定义，作为上市公司的民生银行也好，深发展也好，尽管国有股占的成分微乎其微，但是他们都不在民营银行之列。

　　那么，究竟什么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呢？如果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国有国营的话，那么民生银行和深发展就该归入私有国营的组合吗？

　　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分类是有道理的。

　　民生银行成立于1996年2月7日，由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亲自批准破格设立，中华全国工商联负责组建，当时的工商联主席经叔平先生至今仍然担任董事长。在59家发起人中既有民营企业，也有国营企业，是一家名副其实的股份制公司。前10大股东中有著名的民营企业新希望、中国泛海、东方集团、北京万通，也有带中字头的中央级公司，比如第五大的中国中小企业投资总公司、第七大的中国煤炭进出口总公司、第八大的中国有色建设。民生银行的内部机制在业内一直受到好评，由于没有政策性贷款的压力，因此民生的经营更多地体现了纯粹商业银行的取向，业绩稳定增长，单股利润从1997年的0.123元一路攀升到2002年的0.34元，增幅达到283%，股本也由同期的13.80亿股扩张到目前的33亿股，增幅达到253%，已然成为沪深股市中银行股的代表。

　　再看深发展。作为深圳市场不可替代的龙头，深发展由原来深圳特区6家信用社改制而来，1987年5月即发行社会公众股，1988年4月11日在特区证券公司挂牌，1991年4月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法人代表是原来深圳市经济发展局局长叶连捷。深发展的股权极度分散，国有股才1.25亿股，在总股本19.45亿中不过6.4%，最大股东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才占7.08%。深发展历史上一直就是绩优股白马股的代称，业绩最好的年份曾达到每股0.84元的水平，1998年底也有每股0.493元的利润，但是此后一路下滑，2002年只有每股0.22元。也就在这一路下滑之中，深发展开始寻求外资并购并于2002年9月27日宣布来自美国的新桥投资公司正式进入，成立过渡期管理委员会，深发展此举发生在国有股向外资转让条例出台之前，亦属获高层特许的破例，如果不是今年(2003年)出现变故，深发展已然为外资控股，而从现在的情况看，外资控股已经没有悬念，区别只在于什么时候，由谁控股而已。

　　股权明晰和公司治理结构有关联又不等同，由于金融机构的特殊性，各级银行行长们的任职资格都有严格的考查，最终的人事任命权并不在银行自身，董事会也许可以“炒”行长，但是事实上不能自己“选”行长。

　　国有独资银行是这样，股份制银行也是这样。

　　这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徐滇庆们对民生银行和深发展，也包括浦发银行“视而不见”的原因所在。

　　显然，私有民营才是长城所的专家们心目中的民营银行。问题在于，如果在人事权上有可能突破的话，那么其实这5家试点不试点就没有关系，民生银行和深发展就是现成的。

　　此路径非彼路径

　　杂谈中国私人银行前景之二

　　不管是真民营也好还是假民营也好，不管是此民营也好还是彼民营也好，中国银行的民营化趋势恐怕是不争的事实，不仅是私有银行要民营，就是国有四大商业银行也一直在探讨股份制的改造方案。

　　那么，怎么完成从国营到民营的过渡呢？路径的选择是不一样的，一种选择是改造现有的银行，一种选择是另起炉灶炮制一个全新的胚胎。

　　无独有偶，就在7月22日徐滇庆为5家民营银行的方案审续“隆重”作秀不到一周，新华社发布了温州市商业银行完成“改造”的消息。报道称，浙江新湖控股有限公司等几家民营企业正式成为温州市商业银行的大股东，其中7家进入董事会，2家进入监事会，这标志着温州商业银行从根本上改造了政府“一股独大”的格局。

　　温州是中国人民银行2002年8月确定的全国唯一的金融改革试验区，温州银行业的一举一动都将对中国银行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历史意义，所以温州市商业银行的改造具有“标本”的意思。众所周知，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民间金融最活跃的地区。1987年具有诈骗性质的“抬会”在当地盛极一时，有识之士开始组建城市信用社。1998年在全国范围清理城信社的过程中，温州的51家城信社被清洗，其中市区的47家合并成为温州市商业银行。城信社的股东在合并过程中恢复了民营企业和自然人的身份，摘掉了“红帽子”。但是与此同时，由于一部分城信社资产状况欠佳，温州市财政被迫注资1亿元，温州商行反而戴上了“红帽子”，温州市财政注入的这一个亿，占了温州商行总股本的34.44%，想不一股独大都不行。

　　2002年8月份当时的央行行长戴相龙亲自带队在温州调研，此后又由央行党组形成六点意见，核心的两点分别是温州商行可以吸收民间资本入股，乐清、瑞安两个县级市可以搞股份制的农村商业银行。

　　温州市商业银行的改造在民营企业中引起强烈反响，有20多家企业报名入股，温州商行根据业绩优良、最近三年连续盈利、对外投资不超过净资产50%三项条件遴选9家企业入围，并以此综合指标确定企业的入股份额。根据评估，温州商行以每股1.057元人民币重新定价，总股本从原来的2.9亿元增加到5.09亿元，新加盟民营企业的持股总额为2.7888亿元，最少持股1910万股，最多的达4000万股，政府所持比例从34.42%下降为7.94%，单个“民企股”由不足1%上升到7.84%，“民间股”从22.96%上升为67.78%。温州商行的董事长认为，改造使原本是股份制的城市商业银行从官办转向民营。

　　不同的路径选择背后实际上是不同的动机。徐滇庆的方案实质是“新建”，新建的一大好处就是没有历史包袱，可以轻装上阵，成本可以控制，盈利的可能性就大；央行的选择则着眼于解决眼下的问题，化解已有的中小银行积蓄的金融风险，盘活“存量”资产，“增量”不是不想考虑，而是顾不上考虑，因为“存量”比“增量”迫切得多，角色不同，考虑的问题也就不同。和徐滇庆大张旗鼓地造势不同，由重庆市工商联会长尹明善牵头的新办民营银行一直在悄悄地运作。据重庆市民营银行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士介绍，早在2001年4月23日，重庆市工商联就出于更好解决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贷款难的突出问题，向重庆市政府提出组建民营银行研究小组的请示，在重庆方面作出批示后，这个小组于10月份成立。2002年9月，戴相龙温州调研意见下发后，尹明善又根据市领导的意见组织落实，对民营银行的定性问题、区域性或全国性问题甚至银行名称、可行性作进一步研究形成正式申请报告。尹明善运作民营银行的最大特点就是一切均在政府领导的框架下进行，特别尊重地方行政领导的意见，不急躁，不冒进，着眼长远，着眼“成事”。

　　徐滇庆是个教授，而且是个洋教授，用中国话来说就是秀才，徐滇庆的长城所集中了一批经济学大腕，腕再大也是学者或者教授，说白了，也是一批秀才。秀才和秀才凑在一起，“造势”自然是没问题，“做事”则另当别论。更何况，就是“造势”，各位秀才也没有忘记体现各自理性的价值，吴敬琏说不能搞高回报，茅于轼说经营重在稳健而不是膨胀，曹凤岐问民营银行到底该如何定位，客户市场在哪里？而原央行非银行司司长夏斌更是不客气地提醒各位“不要玩银行，要干银行”。

　　“干银行”的可能性有多大？我的同事刘杉在他的专栏说是零，也就是说所谓申报的5家银行方案一家都通不过银监会的审查，水皮则认为如果银监会会发新“牌照”，尹明善的可能要比这5家大得多，不为别的，就为这种“炒作”。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徐滇庆是秀才，一个大秀才。说了他该说的话，做了他该做的事，也算圆满了。

　　此风险非彼风险

　　杂谈中国私人银行前景之三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既然此民营不等于彼民营，此路径不等于彼路径，那么围绕民营银行的话题打打“口水战”就是毛毛雨的事情了。

　　或许是徐滇庆的秀做得太大，引起的反弹太强劲，央行主导的《金融时报》在头版刊出署名程方杰的短评《也谈民营银行》，此后《中华工商时报》又发表署名康乐理的来论《我读“也谈民营银行”》，康文对程文的推崇跃然纸上，觉得程文“文章虽短，字字珠玑”，且依其“愚见”程文并非出自等闲之辈，大有来头。为什么这么说呢？康文的解释有两点，一是《金融时报》的官方身份，二是程方杰的署名。据康文“拆字”，程方杰乃“成方街”之谐音，而“成方街”南面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北面是中国银监会总部。

　　“程方杰”大有来头，“康乐理”也不是善茬。知情人指出，康乐理乃“康乐里”之谐音，而康乐里正是央行和银监会宿舍所在地，程方杰和康乐理显然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程方杰和康乐理是匿名的，其实不匿名的也大有人在。徐滇庆靠“炒”民营银行，炒成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同样王自力靠和徐滇庆辩论，“辩”成了公众人物。

　　王自力博士的正式头衔是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的副行长，兼职是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的研究员，因此称王自力是官员也可以，叫他是学者也成立。

　　王自力和徐滇庆的论战发生在2002年8月。王自力发表了《民营银行准入：目前还宜缓行》，徐滇庆回应了《加快开放民营银行的步伐》等五篇反驳文章，王自力发表了《再论民营银行准入目前还宜缓行》，徐滇庆又扔出五篇反驳文章，王徐之争的高潮本应出现在当年底的“资本市场论坛”上，但可惜徐滇庆不远万里从加拿大飞回北京还搞坏了腰，王自力却在广州不愿奉陪，论坛成了徐滇庆的独角戏。

　　王自力认为，呼吁新建民营银行是改革和发展中的误区。

　　误区之一，“规模论”。即大银行为大企业服务，小银行为小企业服务。王自力认为这不成立，任何商业银行都想找大客户。小银行比大银行更在乎大客户，调查表明，江阴农村信用社合并为商业银行后，小额贷款下降。

　　误区之二，“成分论”。即国有银行为国有企业服务，民营银行为民营企业服务。王自力认为这也不成立，“成分论”是计划时代的产物，“现在即使是国有银行的信贷员，在放贷时也不会考虑客户的成分”，央行在山东的调查表明，当地银行75%的贷款给了民营企业。

　　误区之三，“推倒重来论”。即国字号银行已经病入膏肓，只有搞民营银行才能挽救民族金融业。王自力认为这不仅不成立而且风险极大，“如果按照某位经济学家的豪言，先建3000家民营银行，通过竞争剩下300家，那么谁来买其他2700家的单？”相比之下，改造国有银行同样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其实，王自力的观点，概括起来一句话，那就是“新建”有风险。

　　对于王自力的观点，水皮认为要一分为二。

　　先看“规模论”，王自力批驳得有道理，如果硬性规定民营银行只能为中小民营企业服务，那么民营银行岂不成了政策性银行，中小企业的风险凭什么要民营银行承担？事实上，在长城所牵头提出的5家方案中，瑞丰银行的目标是要在20年后成为“东方花旗”，而不是什么社区银行。

　　再看“成分论”。王自力批驳得较勉强，民营企业贷款难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许业务员真不会有“成分论”的顾虑，但是水皮相信以王自力的地位就绝对不会没有这种顾虑，同样一笔贷款贷给国营企业属于疏漏的话，那么贷给民营企业就会招上质疑的目光惹祸上身，这种尴尬不是王自力能回避得了的。

　　最后看“推倒重来说”。王自力批驳得有些夸张。连徐滇庆都对这种说法火冒三丈，“金融是心脏，一天都不能没有银行，怎么推倒重来？”至于3000家的说法几乎是俄罗斯“休克疗法”的翻版，经济学家为了出名哗众取宠是正常的，但是谁叫这个家伙偏偏站在“新建”派的阵营中呢？王自力不拿“推倒重来”当靶子还拿什么当靶子？

　　同样承认有风险，茅于轼认为“真正的危险”不是来自“新建”，而是“新建”的后果。“一批民营银行壮大之后，民间将存款转入民营银行，使国有银行出现支付危机，这才是风险。”

　　曾经是官员，现在是学者的夏斌认为“民营银行的问题根本没必要来回讨论”。如果民营银行指的是产权，那么现在好多银行是股份制的，100多家商业银行大多数都是；如果指的是经营机制，那么美国每天有大量民营银行在破产，民营银行和好银行不画等号；如果既不是产权又不是机制，就是要“新建”，那么人民银行第一鼓励你收购，第二你不愿意收购，那你就去申请，符合央行的条件就批，不符合就不批，不用讨论，不用做课题。

　　夏斌和程方杰、康乐理的语气和用词都有惊人的相似，水皮从中读出的是两个字：反感。

　　此安全非彼安全

　　杂谈中国私人银行前景之四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对银行的不同理解。

　　长期以来，水皮这一代人所接受的教育是“节约每一个铜板支援国家建设”，储蓄不是一种投资行为而是一种爱国行为。在这样的语境中，银行和国家常常是一个概念，银行是安全的象征，是保险柜的代称，金融危机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可能发生的事情。

　　事实怎样呢？

　　事实上我们听到的和看到的并不完全是真理，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银行业越来越恢复其商业机构的本质，事实上银行储蓄和资金安全是不画等号的，事实上银行现在越来越鼓励大家去贷款而不是去存钱，事实上中国银行的存款已然从5万亿突破到10万亿，事实上分流银行存款引导居民从间接投资向资本市场直接投资转变是决策层面临的重大课题。

　　但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并不是随着“事实”就会轻易发生改变的。

　　金融安全在这种情景下就成为上上下下戴着有色眼镜观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强有力的理由。

　　理由之一，资金的性质。中国的民间资本尤其是来自于民营企业的资本一直蒙受着所谓“原罪”的责难。“原罪”原来是一个宗教用语，指的是与生俱来的罪过，从计划经济夹缝中顽强生长破石而出的民营企业是不是与生俱来就是一种罪过呢？从静止的、复辟的角度看，这种“原罪”的确成立，但是以发展的、创新的角度看，这就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所以说“原罪”不是罪，如果硬要确定一个承担者的话，也是当时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而不是突破这种体制的民营企业。不可否定，改革开放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混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随着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榜富商的落马，社会公众的忧虑和上层建筑的顾虑都对民间金融的准入起到遏制作用。

　　理由之二，资金的目的。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是投资还是圈钱，这是一个谁也说不清楚的问题。有没有不怀好意的投资者呢？答案是肯定的，也是正常的，因为如果制度允许的话，你就不可能保证每一个投资者都是正人君子。正是因为这样，才需要监管，所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监管与被监管的博弈过程。资本金也好，准备金也好，就是监管的对象，银监会干的就是这个，限制银行向股东贷款的比例管的也是这个。

　　其实，对于中国银行业而言，真正的安全隐患在于大量的不良资产如何消化，在消化大量不良资金的情况下又如何避免产生更大量的新的不良资产。

　　2003年7月，有两个数字值得大家玩味。一个是不良资金的，银监会统计，截至6月30日，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累计阶段性处置不良资产3618.41亿元，回收现金792.29亿元，占阶段性不良资产处置的21.90%；另一个数据是贷款余额的，根据央行的统计，到6月底，全部金融机制本外币贷款余额15.9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9万亿元，同比增加22.9%，超过存款，增加1个百分点。1.9万亿元意味去年全年的增加数额，周小川和吴晓灵在不同场合再三提示贷款过快增长的风险，而财经媒体则直言不讳指出银行虚增贷款以掩盖和稀释新增不良资产的比例。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的经济学家张春霖则建议，应该对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进行二次剥离，资产管理公司应成为推动国企重组的主要制度。

　　张春霖提的建议是针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的，那么大量的城市商业银行，又如何消化它们自身的不良资产呢？

　　出路之一就是鼓励民营企业购买，让民营企业为政府埋单，如果允许民营企业自己新建银行，谁还会为政府埋单呢？

　　徐滇庆要办民营银行，实际上是在为民营企业申述权利，要的是说法；周小川以及前任戴相龙关注的是资产的安全，要解决的是不良资产。

　　2002年9月27日，深发展宣布来自美国的新桥集团正式进驻并组建了经营管理委员会，尽管事情进展并不顺利，但是却在管理层面上获得了特批的特殊待遇，深发展的国有股如果转让成功，那么就意味着外资控股了中资银行，而且还是一家质地不错、拥有再融资资格上市公司的银行，新桥为此只需持有15%的国有股即可达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根据中国政府的WTO承诺，2006年，外国银行在中国任何地方、任何区域、任何业务范围都将拥有和中资银行一样的“国民待遇”，中资银行的不良资产规模如果不降下来，如果信息届时全部披露，如果碰到风吹草动发生存款搬家，中资银行又如何化解这种竞争的风险，这是中国管理层不得不考虑的国家安全。

　　在国资和外资的选择上，谁更可信赖，谁更可依赖，谁更会配合，谁更能调控，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吗？

　　当国有和私有的矛盾遭遇中国和外国的冲突时，矛盾就不称其为矛盾了，要有，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早晚能够化解的矛盾。

　　此监管非彼监管

　　杂谈中国私人银行前景之五

　　2003年6月26日，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前一天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央财政预算的新闻见报，建设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据新华社的报道称，建设银行存在隐瞒收入、盈亏不实、私设“小金库”等问题，违规经营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违规放贷、违规签发及贴现承兑汇票，高息揽存和违规拆借。在个人信贷业务中超限额发放消费信贷和无指定用途的虚假信贷以及“零首付”，大量贷款被用于还债、炒股。抽查广州地区8家支行楼宇按揭贷款，发现竟有10亿的假按揭。

　　农业发展银行的问题就更严重，1995年以来农发行总行私设的“小金库”累计金额达5736万元。1996年至1999年农发行总行以租赁的名义委托别的公司购买电子设备和汽车等固定资产，总金额9.2亿元，其中8.1亿元被挪用投入股市，所获收益去向不明，涉及重大经济犯罪。

　　李金华报告称，此番审计找到的犯罪线索52起，涉案75人。

　　其实，国家审计署对金融机构的审计并不始自2003年。早在2000年初，《中华工商时报》就在头版头条刊发过《工行建行窟窿不小》的报道，消息来源正是审计署。可以断定的是，随着审计署对各大银行的轮番审计，名字上报的银行还会继续出现。

　　可以说，中国的银行监管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一个体系。作为国有独资企业，除了接受审计署的检查外，商业银行要接受人民银行的管理，干部要接受中央金融工委的考查，银监会成立之后，更要接受银监会的监管，中国银行的“婆婆”是最多的，但是效果如何就很难说了。

　　不好说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银监会出现之前，银行业的监督和管理存在着事实上的混淆。中国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存在事实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央行的副行长和四大商业银行的行长常常存在换位关系，央行不仅要管货币政策，而且还紧紧地把握着商业银行的资金运作渠道，甚至有些央行分行本身还拥有直接面对客户的营业部。

　　监管与被监管、主管与被主管是两对矛盾，当这两对矛盾掺和在一起的时候，尤其是出现主管就是监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种监管实际是无效的，出现问题的时候，主管会拼命为被监管者搪塞和掩饰。为什么会这样呢，道理很简单，被监管者的错误实际上就是上级主管的错误，也就是说是监管者的错误，谁又会和自己的错误过不去呢？

　　主管和监管的重合在计划经济时代，在单一的所有制体制框架下没什么问题，而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在一个多元所有制共存的体制框架下，问题就出现了。

　　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裁判能不能下场踢球，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另一方肯定是没有活路的，所以在央行看来，民间要新办银行只有两个字可以回复，那就是NO WAY。

　　银监会成立之后，这种格局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理论上讲，银监会的成立正是顺应了这种变革的需要。对于银监会而言，它监督的是整个行业，而不是几个国有商业银行，这个行业中还包括外资银行、股份制银行，甚至私人银行。从这个角度讲，银监会的出现为中国新办民营银行提供了历史机遇。

　　这样就不难理解徐滇庆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召集民营银行的方案听证会，这个听证会与其说是给专家学者们开的，不如说是开给媒体看的，开给银监会的官员看的。一下子提供了5份申报，如果一家都不批是不是有点不通情达理呢，或者说是不是缺乏点创新的勇气呢？

　　徐滇庆们的举动，一是把球踢给银监会，二是指望通过这种具体的申报为民营银行的进入确定基本的准则。但是民营银行是不是需要民营银行的管理办法，它和我们现有的金融机构的管理又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又该谁来回答呢？

　　“面包会有的，”这大家都知道，但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句话不是谁都听得进去的。

　　(该版文字作者均写于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