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国界富豪

　　谭薇/编译

　　[ 超级富豪不会被国界“绑定”，他们过的是一种居无定所的游牧式生活 ]

　　“越是富有的人，就越是没有根。”

　　听起来像是一个悖论？用伦敦高端物业顾问杰里米·戴维森的话来说，正因为“一切皆有可能”，超级富豪反而不会被国界“绑定”，他们过的是一种居无定所的游牧式生活，选择某个国家“歇脚”，往往是基于某些看似“小题大做”的理由，比如减税政策、当地的气候、孩子的教育环境——甚至只是为了能够随时随地与死党出来喝咖啡！

　　因此，当“后危机时代”的大多数人还在为供楼苦苦挣扎之际，所谓“无国界富豪”反而越发热衷于四海为家、全球置业，也就不足为奇了。无可避免地，越来越频繁的游牧生活将在某种程度上干扰当地的生态秩序，“外来者”与“本地人”之间的矛盾似已成为一个无解的命题。

　　富裕无国界

　　“我有一位客户，他会在早上起床时说，让我们去威尼斯吃午饭吧。”戴维森认为，“如果你足够有钱，世界将会变得很小，对于落叶归根以及场所本身的概念也会变得越来越模糊。”

　　一般而言，“无国界富豪”拥有四到五处物业，其中两处位于“常驻国”，一处位于伦敦、巴黎或纽约之类的“国际化大都市”，另一处则是作为避暑胜地，譬如阿尔卑斯的度假别墅。

　　根据Knight Frank公司发布的调查报告，外国买家已成为活跃于“超一流”房市的中坚力量，所谓“超一流”物业仅限于身价最高的前5%，且多位于世界主要城市。Knight Frank调研部主管利亚姆·贝利表示，超级富豪的全球化生活方式带动了高端房市的全球化，这是一个“意料之中”的结果。事实上，如果不是俄罗斯富豪在过去20年中源源不断地向伦敦和摩纳哥输送真金白银的话，所谓“超一流”房市亦将不复存在。

　　毋需赘言，“超一流”房市已成为国际买家的金钱游戏。如果说过去摩纳哥是一枝独秀的话，随着巴黎和伦敦的后来居上，三足鼎立的局面亦逐渐明朗。

　　外来者VS本地人

　　“城市是世界主义的发源地，然而，许多城市如今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确保在当地居民享受国际化体验的同时，本土经济仍可保持蒸蒸日上的势头。”咨询公司Global Cities的高级顾问大卫·亚当指出，这种经济上的挑战首先表现为城市“视觉生态”的紊乱，“即使是那些声誉卓著的建筑师，他们的风格也开始变得不那么讨人喜欢。”不管是周围的居民、路过的行人、城市历史学家、财阀世家还是反中产阶级活动家，似乎都很难对这种“唯富独尊”的做法产生认同感。

　　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萨斯基亚·萨森的话来说，财富全球化的另一大后果是当地社区的“公民”特质的逐渐稀释：“感觉更像是一个相对安静的企业园区，街市生活的气息也变得越来越淡薄。”

　　原因很简单，超级富豪在圣莫里茨待不了几个月，便会迫不及待地赶往伦敦的豪华别墅；眼看炎夏降至，又赶往撒丁岛的度假庄园……四处游历、乐不思蜀之际，这些位于黄金地带的超级豪宅至少有大半年的时间是完全闲置的，豪宅主人对社区活动的贡献乃至参与更是无从谈起。“他们根本没兴趣了解当地的文化，他们的生活其实相当封闭，从不会出现在学校，也从不会站在校门口和别的父母聊天，因为专职司机每天会用装有防弹玻璃的Range Rover接送孩子上下学……”萨斯基亚说。

　　无可避免地，随着“新钱”的涌入，当地物价节节攀升，政府税收却不见多少增长。在极端情况下，相对贫穷的居民甚至会对自己所在的社区产生疏离感，城市生活开始变得泾渭分明。这便可以解释，为何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厉行新的“房市紧缩政策”，譬如美国的“1%富人”増税议案、英国的豪宅税议案、瑞士的限购令等等。

　　上述政策是否能够起到抑制“国际化”的效果，抑或是矫枉过正？最终答案仍有待时间的检验。然而，对许多人来说，可以肯定的是，在一座被空宅占领的城市，所谓“社区意识”和公共精神不过是一种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