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问题的核心是国家被特权阶层所挟持

　　独家专访雅典大学经济学教授亚尼斯·瓦鲁法科斯

　　祖国希腊正面临关键时刻，雅典大学经济学教授亚尼斯·瓦鲁法科斯(Yanis Varoufakis)却黯然离开51年前他出生的这片故土，选择以访问教授身份栖居于远在美国奥斯汀的德州大学林登强生公共事务研究院。

　　“我没有离开欧洲，除了身体。”5月3日，这位昔日在大学里最受学生喜爱的经济学教授对他的朋友们这样说。但是，当5月6日这一天全希腊人都要投票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时刻，他却将错失行使这项作为希腊公民基本权利的机会。

　　债务危机爆发以来，越来越多希腊人因生计远走他乡，如今，新一轮出国潮里也包括像Varoufakis教授这样的知识精英。因为新著《全球弥诺陶洛斯》(《The Global Minotaur》)掀起一场关于新经济思维的辩论，他正在欧洲乃至西方经济学界备受瞩目；他也曾担任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的经济顾问。

　　希腊政坛已陷入令人绝望的混沌状态，小党派们得到了民众前所未有的青睐。几十年来轮流执政的两大党民意低到即便设法联合起来也不足以支撑局面；32个政党参选，其中有8至10个党派都有望在总共300个议席中分得立足之地，这在希腊第三共和国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

　　“如果我在希腊，我也会投票给其中一个小的左翼政党，支持希腊继续留在欧元区，并在欧元区内部债务违约。” Varoufakis教授对本报记者说。

　　“全球弥诺陶洛斯”

　　《21世纪》：是什么促使你决定离开希腊去美国？

　　亚尼斯·瓦鲁法科斯：重大决定从来都不是因为某个单一因素。

　　首先，基于以下原因，我在雅典大学的工作已经走到尽头：一是缺乏资金；二是一个新的法律框架拆解了我们的政治经济学部，并将我们推向一些三流商学院的有毒怀抱；三是在财政削减期间所不得不面对的——学术生活被推向商业化和商品化，因此被贬低并授权予少数准备并愿意“出卖学术”的学者。

　　其次，过去两年中我一直在参与公共辩论，我的观点是即使以减少国家收入为代价，希腊政府也应该停止大量借贷——因为无论老账和新账都是必须偿还的。在这场公共辩论中，我惨败了，当权者则带着给我们国家和欧洲造成的长期可怕后果再继续老路子。同时我也意识到，我已经分化了民意，我变成了一个分裂分子，这不是我的初衷，因为当这些发生时我根本不喜欢——尤其在我试图影响政策的努力都成为徒劳的事实面前……

　　最后，我承诺没有第二份工作从而保持我的独立发言权，但这就意味着我的个人财务状况始终不稳定。危机使得我本来就低的大学工资要被相对减少，考虑到我必须支持我女儿在澳大利亚的生活，答案就昭然若揭了……

　　《21世纪》：您的著作《全球弥诺陶洛斯》揭示了这场全球性危机的真正根源，但就希腊个体而言，到今天这种地步，您觉得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错？

　　亚尼斯·瓦鲁法科斯：希腊有其自身的特殊问题和恶性肿瘤，然而希腊最近的“跌落”却具有那场从美国开始的巨大危机蔓延到欧洲之前的所有特征。我在书中对危机的解释，是把危机比喻成全球弥诺陶洛斯(注：Minotaur是希腊传说中的牛头人身怪兽，贪得无厌)的致命伤，即所涉及到的一个全球回收系统的结束：美国的赤字创造欧洲、日本和中国的净出口需求，以及欧洲、日本和中国的净利润流向华尔街，以此来支付美国的赤字。

　　希腊最近的悲剧如果按照以下全球性的分析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大量资金涌入引起了金融化，被美国的大银行通过衍生工具、期权等有效地用来产生大量私人资金，这些私人资金回流到欧洲外围，包括希腊，推动经济增长率升高。因此，当资本从华尔街、从伦敦金融城、从法国和德国的银行流向希腊，像希腊这样的国家经历了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

　　当这些资本流入不断涌现时，希腊是繁荣的。但是，2008年秋天，华尔街崩溃了，在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国保持资本流动的私人资金消失了，这种消失就意味着危机的开始。在爱尔兰，就是在损失被转移到国家以前，私营部门尤其是房地产开发商走向破产；在希腊，则是国家在“好时光”时期直接进行借贷，因此希腊的危机是以公共债务危机的形式出现。

　　危机一旦开始，欧洲拒绝把希腊危机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危机——那意味着不能以贷款和紧缩手段来处理，使得希腊危机一再持续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特权阶层挟持政治

　　《21世纪》：有人说希腊今天的危机是多年来腐败、寻租和政治机会主义三者结合的产物，是特权阶层挟持政治下不可避免的结果，你怎么看？

　　亚尼斯·瓦鲁法科斯：腐败、偷税漏税、政治盗贼的统治就是全部，无可否认这就是希腊的特点，事实上一直如此。他们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希腊是欧元区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然而却不能解释多米诺骨牌效应本身。后者只能通过欧元区的设计错误来解释。为了证明这一点，可以看看爱尔兰和西班牙的情况，腐败和偷税漏税在那里不是个问题，但它们仍像希腊一样破产。

　　国家被特权阶层所挟持，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然而，这并不是在像希腊这样的“失败国家”特定存在的，在那些“成功国家”比如德国也是真实存在的。例如，议会和人民都被误导，以为为了团结希腊，他们对希腊的贷款是必要的，但现实中，那些决策者是以资金流回到德国和法国的银行为目的，而任由希腊的社会经济发生内爆。

　　《21世纪》：那你对大选可能带来的改变怎么看？你如何评价希腊民主的自我修复能力？

　　亚尼斯·瓦鲁法科斯：我对即将选出的政府不抱有任何积极的期望。我非常担心我们将会产生另一个联盟，就像目前这个联盟的政治家和“技术专家”，他们最大的职业资格就是对来自柏林和法兰克福的、针对他们的愚蠢政策从不发出异议。

　　至于希腊的民主，它将最终被注入新的活力。我无法在任何短期时间里看到，但终将会发生。过去希腊曾克服过更糟的危机。悲剧的是，整整一代人也许更多代人将在此期间遭受不必要的苦难。

　　欧洲改革是希腊复苏的必要条件

　　《21世纪》：自从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以来，外部舆论一直都喜欢谈论所谓文化上的根源，即欧洲南北部之间的差异——北部的人勤奋、有效率；南部的人懒散、耽于享乐。我注意到希腊人也在反思，痛斥加入欧元区以后希腊的民族精神正逐步丧失。你的观察？

　　亚尼斯·瓦鲁法科斯：所有以“希腊人是……”，“德国人是……”或者“中国人是……”开头的概括句子都是根本无益的分析的第一步，事实上沿着这种路子概括下去往往是以种族主义结束。这些说法，以及人们对欧洲失去信心，是欧洲的统治者在合理应对危机以及政治上惨败的结果。

　　《21世纪》：希腊的政治家们说，希腊还有很大的潜力没有发掘和好好利用，在你看来，希腊未来的真正希望何在？

　　亚尼斯·瓦鲁法科斯：就像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漫长并且值得骄傲历史的国家，希望是永不熄灭的。然而，我个人的意见是希腊的反弹必须首先需要欧洲共同行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欧洲的确共同行动了，那么希腊将自动复苏。对于希腊的复苏来说，欧洲的改革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一个充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