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院院士：安全食品是生产来的不是监管来的

　　科学家对于食品安全有什么看法？怎样向传媒和公众传播科学的食品安全知识？近日，在“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上，中国科协邀请了美国农业部前副部长和来自于中国工程院、中国农业大学、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的中外食品安全专家，围绕“全球视野下的食品安全”主题进行了热烈地探讨。

　　全球共同的挑战

　　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靠监管出来的，更不是检测出来的。

　　“如果你在一个国家吃匹萨饼，它的成分会来自于30多个国家、100多个供应商。我们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吃的加工产品，所涉及的生产商可能在世界各地。一个产品的食品安全问题，会涉及加工产品里面所有的相关成分。”世界卫生组织食品安全专家彼得·本·安巴瑞克用一个匹萨饼举例，形象地说明当今世界食品工业供应链的复杂性。

　　他在回顾了去年全球范围内的食品安全事件后说，“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正在使食品供应变得更加复杂，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说我不会涉及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要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它能够影响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不管你是生活在比较发达的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都是一样的。但是在一些国家，他们的食品体系更加发达，能够对食品安全问题作出更好的应对，这是不同国家的主要区别。主要区别在于体系不一样，但是都有这个问题。”彼得·本·安巴瑞克说。

　　“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靠监管出来的，更不是检测出来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陈君石则认为，从食品的生产环节把关更加重要，也更加难以监管。“我们现在有2亿多的农户在生产各种食物原料，我们需要多少监督员？这2亿多的农户是分散的，我们的农业生产非规模化也非标准化；我们有四五十万个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很多都是小型的，还有上百万的饭店。怎么可能靠政府的监督管理来发现所有的问题？我们的监管力度、抽样检验的次数，是全世界绝对的冠军，因为发达国家不需要这么强的监管力度，美国的婴幼儿奶粉食品厂一年被监督一次。老百姓要求政府加强监督管理，这是天经地义的，但信息是不对称的。”

　　“我国食品产业在过去30年增加了128倍。1978年，中国的食品工业总产值只有473亿元，到2010年就已经突破了6万亿元，2011年达到了7.8万亿元，30年增涨了100多倍。”中国农业大学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胡小松，用一组数字，说明中国的食品产业是一个刚刚起步和快速发展的产业，同时也认为这样一个快速扩张的过程，既代表着我国整个食品产业的蓬勃发展，符合改革开放以来公众的巨大需求，同时一定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挑战。“食品安全不可能零风险。”

　　“美国自1903年就有《食品安全法》，中国到2009年才有，可美国照样有食品安全的问题。但为什么美国的检验很少？就是因为美国全民对食品安全的知识已经有了一个进步，中国现在处于过渡期间，有很多事情可以向国外借鉴，可是也有很多事情是中国的国情，跟人家不一样，有时不一定要照搬别的国家，自己发展起来的方式才比较好。”美国农业部前副部长任筑山说。

　　在真理和谬误之间

　　食品安全领域众说纷纭，百姓难分真假，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在我国，不管是公众、媒体，还是政府，对食品添加剂都非常重视，重视的结果，是我们很多公众对食品添加剂越来越反感、害怕。实际上，我们很多人根本就不了解食品添加剂。”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孙宝国，对于社会公众在食品安全领域的认识误区，感到非常无奈。

　　“食品添加剂就在我们身边，很多人希望自己不食用食品添加剂，但只要是在现代社会生活的人，谁都做不到。中国老百姓有一句话，开门几件事：油盐酱醋，油盐酱醋里都有食品添加剂。连大米、白面里面也都有。没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现代食品工业，但是食品添加剂决不是食品工业的产物，中国的卤水点豆腐，点了上千年，其实也是利用了食品添加剂中的食品凝固剂。迄今为止，中国出现重大危害的食品安全事件，没有一件是因为食品添加剂造成的。”孙宝国说。

　　“现在社会上很多这样那样的说法，实际上都是不科学的。”各种快速传播“小道消息”的新兴社交媒体，对于食品安全问题众说纷纭，使老百姓莫衷一是、难分真假。其中充斥着诸多认识误区，扰乱了公众的视线，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任筑山就被“妖魔化”了的转基因食品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从科学上来说，到今天还没有一篇文章证明转基因食品是有害的。很不幸的是，转基因是一个工业化的产品，最开始的时候，公众的传播没有搞好。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做各类风险评估，因为你吃东西的话，是既有风险又有好处的，你要衡量一下哪个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你坐飞机，二十万分之一的几率会掉下来，你是不是就不坐飞机了？绝大多数食品安全问题，跟这个比例差不多，转基因食品出现问题的几率比这个比例还要少很多倍。在美国，转基因食品并不被认为是很大的问题，85%在美国销售的大豆都是转基因的，大部分玉米也是转基因的。美国食品大概80%以上都是转基因的。目前，人们对转基因的认识已经提高了很多。”

　　转基因技术之所以遭到误解和抵制，主要是科学知识的传播问题。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说，反对转基因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商业竞争，二是缺乏知识。“很浅显的道理，我们吃的食物都是生物体构成的，不管是植物也好、动物也好，我们每天都吃大量的基因在肚子里。大家说基因是遗传物质、会影响我们的遗传，这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吃了千百年的某些食物，但此类食物基因不可能变成人类基因！”

　　重视沟通的力量

　　对食品安全的恐惧缘于科学知识的匮乏，科学家与消费者间应建立良性沟通。

　　“为什么我们现在对食品安全如此关注，而对我们的食品安全状况又如此担心？似乎我们今天所处的食品安全环境是一个风声鹤唳的状态。事实真是如此吗？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科学知识的缺乏。而科学知识的缺乏，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没有及时有效就科学知识跟广大的消费者进行沟通。要建立科学家跟广大消费者的沟通，媒体显然是中间的一个桥梁。媒体对于正确掌握食品安全的知识就显得尤为重要。”罗云波说。

　　他认为，建立科学家和媒体的沟通，不是短期内的事情，应该在国家主导的制度下循序渐进，而不是等到事件发生以后才进行交流。平时科学家通过媒体传播食品安全的科学知识，应该是系统的、长期的工作。如果有了这套机制、这种习惯，那么所有的媒体在遇到食品安全事件的时候，首先就会有一个科学的思考。

　　现在有很多专家在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不愿意出来说话，一是在群情激愤的时候，如果出来一种所谓理性的声音，很可能被“拍板砖”；二是科学家也不会对任何一个事情马上得出结论，因为有些东西必须通过思考和研究，在事实不清楚的时候，盲目表态有违科学家的原则。

　　“科学家和媒体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因此，往往对科学家来说，和媒体进行沟通有时是有难度的，有时也很难直接给出一个结论。当出现食品安全危机的时候，沟通就更困难。但是，不能只在危机出现之后才进行沟通，我们必须在没有出现危机的时候就进行科学家和记者之间的沟通，科学家应该在平时就给记者解释一些有关食品安全的复杂问题。”彼得·本·安巴瑞克指出了科学家和媒体之间交流发生困难的原因。

　　“再好的科学家也需要媒体。科学家也需要进行培训，怎样把想传递的东西以最简单的、消费者最能接受的方式传递出去，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任筑山介绍，在国外，有时会对科学家进行特别的培训，使其在短时间内对媒体说明白复杂的专业技术问题。力求简短、简单，让媒体能听懂。而媒体在食品安全的基本知识介绍上，也要下一点功夫，这样才可以互相沟通。

　　“米歇尔·多乐博士是全美食品安全最权威的教授，美国媒体CNN在发布任何跟食品安全有关的消息之前都会先打电话给他，征求他的意见，以期得到比较科学的根据。在美国，报纸上介绍医学方面的知识，经常引用某个专业权威杂志的内容，因为该杂志能将很晦涩的科技文章重写成一两段简短扼要的、通俗易懂的文字。所以媒体遇到相关问题的时候，就会引用这些内容。”

　　任筑山认为，媒体人员一定要到科学家那里拿到第一手的新闻或资料，科学家也应该很好地跟媒体和公众进行沟通和交流。对于如何解决错误信息的传播，他认为，“要建立正确沟通的渠道，另外就是讲科学，用科学的声音和科学的知识来告诉我们的消费者，这不仅能够使我们食品工业健康发展，而且也能够使我们这个社会健康发展，最终促进食品工业的进步和食品安全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