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维权创新12年更需政府支持

　　姚建莉

　　 2004年，义乌市总工会以首创“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引起社会关注。

　　 回顾历史，义乌市总工会从2000年设职工法律维权中心，2004年开展工会主动参与职业安全卫生工作、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2007年建立工会会员法律诉讼垫付基金，2008年设立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一路探索，将事后维权转向事先维权。

　　 对这12年，工会主席陈有德最大的感触是：“其它什么都不缺，就缺政府的支持，特别是明确的政策、强制性法律法规的出台。”

　　 陈用“酸甜苦辣”来总结工会走过的这12年，在现行人事管理制度下，作为替弱势群体维权的群团组织，工会的任何一项举措都只能在博弈中落地，“靠人缘办事”。

　　 也因为缺乏明确的支持，眼下的义乌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工作，只停留在了试点。

　　 在博弈中落地

　　 《21世纪》：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职工维权工作？

　　 陈有德：1998年我到工会时，和班子人员一起调研义乌大小企业，三个月后的调研报告结果“触目惊心”，一个小小的县级市，从1997年开始，每年发生的劳资纠结上万起，而且30%左右没能得到及时解决。

　　 所以当时觉得首先得建工会，把工人组织到工会中。紧接着，由总工会、镇党委政府等10个单位向企业老板发公开信，一下子500多家民营企业都建立了工会。

　　 同时，我们工会召开了十几场座谈会，试图寻找一条通过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但讨论过程中一触及实质问题，大家都冷场了，集中起来无非就是工会是社团组织，没有行政职能，也没有处罚裁决权。

　　 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走出一条工会的维权路？当时就想先把机构做起来。

　　 《21世纪》：那么做了上面的决定后，您又是怎么开始操作的呢？

　　 陈有德：2000年春节刚过，先引进两位法律专业人才，成立“义乌市职工法律维权协会”。但有了这个组织后，由于相关法律规章的相悖，工会维权工作还是受阻。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利用自己是金华市人大代表的身份，在2001年提出了一个方案，建议成立一个以社会效益为主、经济效益为辅的“劳工法律维权服务所”之类的维权机构。

　　 当时，议案的承办部门三次答复不同意。在各方协调下，2002年1月，上面终于同意为一家律师事务所在公会设立分所，但维权协会要加挂“义乌总工会法律援助中心职工工会部”的牌子，归属司法部名下。后来在领导的重视下，慢慢改成了维权中心。

　　 《21世纪》：这过程中，是否跟其它部门有过摩擦？

　　 陈有德：那是难免的。比如过程中我们发现，工会的劳动争议调解缺乏法律效果，维权中心也在思考怎么让自己手上的调解书与法律接轨。后来跟司法局协商后，在总工会成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它作出的判决相当于一审判决。现在落款如果是人民调解委员会，法院必须先撤销调解方可立案，而撤销的前提是重大原则错误或是有失公平的。

　　 现在一步步地，形成了“借风、借力、借理”的社会化维权模式，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套班子联席负责推动，公检法司、劳动部门的主要领导当特约顾问。

　　 《21世纪》：解决了这些外部问题，经费来源如何解决？

　　 陈有德：2000年刚设立协会的时候，工会自己掏钱向社会公开招聘了8名法律专业的人。那个时候，工会的经费来源是三个一点，“财政拨一点，工会出一点，社会筹一点”。

　　 这些工作人员的政治、经济待遇，相比于其它部门都不算好，很难坚持。

　　 其实原来设想的是“以有偿补无偿”，以办理社会案件的收入来弥补为职工维权所需的费用，走市场化维权之路，但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只好作罢。

　　 需更多政府的支持

　　 《21世纪》：这个过程中，企业的质疑是否很多？

　　 陈有德：是的。过去发生纠纷后工会要派人下去协调，老板第一句话“这是你们工会该管的吗？”第二句话“你们工会能管吗？”

　　 现在不同了，一般纠纷，工会打个电话，企业都会主动过来。像2008年我们开始提“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放到前面几年，谁都不会理，但现在企业主动性强，一方面因为外商有要求，做得不好可能生意就丢了。由国际上第三方机构来做，花费较高，而工会是免费帮企业做，何乐而不为？

　　 《21世纪》：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提出，其实是从事后往事前维权转变的意味。

　　 陈有德：没错， 当初建立维权中心时，用工随意性很强，追讨工资的问题比较突出，根据我们的统计，成立第一年中心受理的投诉中工资纠纷占92%，这几年明显下降，去年的比例是55.7%。

　　 这些标准是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贸易国际化的需要，也是民营经济在市场变动过程中如何立足脚跟，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需要。

　　 《21世纪》：要真正落实起来，目前最缺的是什么？

　　 陈有德：自然是上面的认可。如果能有制度上的规定，那做起来就会有效得多。政府有时候可能也力不从心，毕竟工会现在这些工作可能不能直接创造GDP，但做好了后劲会很足，也希望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

　　 《21世纪》：这种制度或者政策规定，对工会的工作能有什么样的影响？

　　 陈有德：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设定，是这几年我们思索工会转型的重头戏，它涉及到工商、财税、环保、银行等各个部门，如果靠工会单枪匹马，不单是力量不够，而且权威性缺乏，随之产生对企业没有制约力。对企业来说，那块印有社会责任标准的牌子拿不拿下来，有什么区别！

　　 必须要引起地方党政的高度重视，把这种责任标准和企业享受优惠政策挂钩，特别是现在企业最关注的土地、税收等，才能落到实处。

　　 相比之下，现在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比过去的维权中心难多了，因为现在是多层次的，包括政府各个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