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自由

　　羽戈

　　我们都知道，有些时候若你不想说假话，那么大抵只有一个选项：沉默。问题在于，有时你连沉默的自由都被剥夺了，你必须表态，必须山呼万岁，必须参与集体作伪。万马齐喑的时代终究可哀，欲沉默而不得的时代则无比可悲。

　　重提“不言论的自由”，起因于前不久的一场滑稽剧。中国的多难，本已使人麻木；然而灾祸的恐怖程度，足以令顽石起火，人心的死灰，霎时复燃。在微博(http://weibo.com)、Twitter等言论战场，有人唯恐火势不够壮烈，便指名道姓，叫韩寒等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知名的学者和媒体人，就灾难表态，为受难者鼓呼，向作恶者开炮。这批被点名的人，是否遵命表态，以及怎样表态等，于是成为一道焦灼的考题。我虽不是考生，虽在隔岸观火，却同样战战惶惶，汗出如浆。

　　此中的问题正是，这些被架在了火上的公知、学者，这些平时以追寻、捍卫言论自由为己任的急先锋，置于危情时刻，是否拥有“不言论的自由”呢？

　　从理论上讲，所谓言论自由，本身便包含了“不言论的自由”。在公共空间，不管是克鲁格曼、乔姆斯基这等誉满全球的公知，还是像我这样的无名鼠辈，都是沉默权的合法主人，不容法律与道德的利器撬开我们的嘴巴。只是，这毕竟是“从理论上讲”，落入中国现实，“不言论的自由”就变味了，如你所见，中国的克鲁格曼、乔姆斯基，摩顶放踵，席不暇暖，昨天为司法改革摇旗呐喊，今天为失学儿童奔走呼号，一旦在明天，他没有批判毒胶囊，便会有人跳出来斥道：“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怎能保持沉默？”进而开始诛心，说你一向选择性批判，说你的沉默是犬儒的表现，说你收了胶囊生产企业的封口费，所有恶毒的揣测，如奔涌的江水将你湮没——这些诛心者，恰恰就是前两天将你奉若神明、对你顶礼膜拜的那些人。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说：“我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可惜有些人却忘了，除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同样要“誓死捍卫你沉默的权利”。抽空了沉默权的言论自由，只是一种言论，却与自由无关。言论自由的要义，在于你不仅要容忍对方的异见，更要容忍对方的沉默，哪怕这种沉默是一种轻蔑，一种逃避。

　　有人说，我可以容忍草民的沉默，却不能容忍公知、学者的沉默，他占有一呼百应的话语权，他的嘴巴被视为正义的麦克风，他凭什么沉默呢？由此还引出一句名言：知而不言是一种罪。

　　我以为问题就出在这里：不只是对言论自由的误会，更是对知识分子的误会，对知识与道德之关系的误会。假如知而不言的确是一种罪过，那么，知识分子实在不该沉默。但是，知识何尝构成了一种原罪，知识分子的本质何尝是怀璧其罪？

　　儒家将知识与道德捆绑在一起，号召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面，是敢为天下先的担当；那一面，却将知识分子推上了血肉淋漓的道德祭坛，令他们背负起了其生命原本不能承受的道德重量。要说什么是道德绑架，这才是道德绑架。

　　现代性对儒家的祛魅，令知识与道德彻底分离。（公共）知识分子只是一种社会分工，与木匠、园丁、厨师一样，它身上的道德色泽，并不比后者多一分；它腹中的学理，犹如木工、园艺、菜谱，并不是一种原罪；它与公义的距离，并不比我这样的白丁更近；它与言论自由的关系，并不比我这样的白丁更亲密。

　　遗憾的是，我们依然在知识分子尤其是公知身上加载了道德的重负，如此，他们知而不言，便辜负了所承载的使命，便玷污了苦心经营的道义形象。这双重错位，导致他们的喉咙，往往被公众的意志所主宰；他们的沉默权，沦为一种与他们所刻意营造的道德身份极不相称的奢侈品。

　　当务之急，在于尽快打破错位的阴霾，对言论自由的内涵进行清扫，对知识分子的身份进行道德祛魅。必须谨记，今天，你剥夺了公知的沉默权，明天，你就可能丧失自己的沉默权；今天，你丧失了“不言论的自由”，明天，你就可能丧失其他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