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立宪之路 帝国的爱国主义

　　刘刚冬君

　　近人写中国近代史，多从林则徐开始，因为他“反帝”。

　　孰不知，如果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当时以“帝国”自居者，大清朝可谓举世无匹，林则徐反帝，乃以“此帝”反“彼帝”。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观里，大清朝所代表的“中国”，其实质，就是天朝帝国主义。

　　天下观，是以王朝为中心的“家天下”的观念，人民与土地都被“家天下”的王权大一统，作为“王土”和“王臣”了。

　　对外，天下观以“华夷之辨”划分界线，以天朝自命，以中国自居，把世界当做中国的边缘地带，据此边缘地带者为四夷。

　　天下观之于世界，还负有一种使命，那就是“以夏变夷”，教化世界，这就使得“王土”无边，王权无限，以王道为国界了。

　　以王权行王道而王天下，目的是要以天下为一国，建立个大一统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只知有王权，而不知有国权，只知有王朝天下，而不知有民族国家，当然，也就不知国家主权为何物了。

　　英清战争，因鸦片而起，在两大帝国主义——东方中世纪帝国主义与西方近代帝国主义于历史的转折点上相遇。

　　时至今日，来谈“反帝”，就不能像林大人那样，据此反彼，而是两帝都要反，既要反列强帝国主义，也要反天朝帝国主义，片面反帝，会误读中国近代史，误以天朝帝国主义为爱国主义。

　　林大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多么好的诗！这是用五千年文明造就的伟大人格，从伟大的人格里陶冶的诗。

　　但如此高贵的诗人情怀，却迷失在天朝帝国主义里。

　　从内心里，在情感上，我们愿意追随林大人这首诗，但理性要求我们，对它应该进行反思，因此，我们难免一问：林大人的“国家”，是什么国家？一问再问，就会问出天朝帝国的尾巴。

　　这是那个时代留给他的尾巴，他的诗并不因此而打折，倒是我们今天来读这首诗的人，在向诗人奉献崇敬之情的同时，不妨一问，站在我们的时代，向那个时代发问，就会问出局限性。

　　还有魏源，也有这样的局限性，他的口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不仅是他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而且余音袅袅，绵延至今。

　　两大帝国主义对峙，它作为一种战略问世，如冠以“爱国主义”头衔，那么，我们不妨问一问，它爱的国，是不是天朝帝国？

　　“攻夷”和“制夷”，它们是不是天朝帝国主义的话语？也许有人会说，天朝上国，难道不是从祖国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如果它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代表了祖国的意志，难道它还不可取？我们的回答是：当然不可取！如果天朝帝国主义可取，那么“反封建”就成了问题，如果“反封建”都成了问题，那还谈什么中国近代史！

　　通常所谓“反帝”，单指反对列强帝国主义，可我们发现，“反帝”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反对天朝帝国主义。“反帝反封建”，其实是一回事，从根本上来说，都要反王权主义。

　　中国的王权主义，对内搞君主专制主义，对外搞天朝帝国主义，搞得内忧外患不断。内忧，来自人民起义，面对专制，“革命”才是硬道理；外患，是异族入侵，那是天朝帝国主义招来的。

　　对于王朝中国，仅仅“反封建”是不够的，还要“反帝”，不从自身反帝，就会将捍卫天朝帝国主义，当做捍卫国家主权；将认同天朝帝国主义，当做爱国主义来看；将天朝帝国主义的忠臣，当做民族英雄来宣传。时下流行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就多有这缺憾。

　　帝国主义，诚如列宁所言，乃资本主义高级阶段，但它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利，同样也可以说是封建主义的高级阶段。到了十九世纪，这两大帝国主义，或上升，或衰落，上升的西方列强，给了衰落的天朝帝国主义致命一击，以此吹响了中国近代史的序曲。天朝崩溃了，有人惋惜，哀叹不已；有人奋起，誓死捍卫之；也有人反思，捕捉了历史的新契机。林则徐乃奋起之尤，而徐继畲则率先反思。

　　在《瀛环志略》里，没有嘹亮的军歌和抗战的口号传世，没有悲壮而忧愤的天朝英雄主义的展示，徐继畬领着我们游历瀛环，进入新的地缘政治。在地缘政治的世界——瀛环里，中国不再是天下的中心，也不再以天朝自居，而是居“四土”之一土，为各国之一国。尽管他以充满激情的口吻，赞美中国为“伦物之宗祖，而万方仰之如辰极”，但他还是为中国划分了边界，使“中国”的地缘属性变得清晰起来，使天下观的“王土中国”转变为地缘化的“主权中国”。

　　其“主权”范围有多大？我们先来看西北，“葱岭之东，外兴安岭之南，五印度之北，一切蒙回各部，皆我国家侯尉所治”；再来看东北，“朝鲜虽斗入东海，亦无异亲藩，胥神州之扶翊”，这些都属于“主权中国”。由此，再往东往北，为俄罗斯所环绕；再往东往南，入海，而有日本列岛环峙于东瀛一隅。还有西南毗邻诸国，原来也列于天朝藩篱，不算“域外”，展示天朝帝国主义的《皇清一统舆地全图》，还将它们划在大一统范围内。然而，在徐继畬的新思维里，它们却不得不作为“域外”之“南洋滨海各国”出现了。

　　徐继畬在《瀛环志略》里，将《皇清一统舆地全图》列于亚细亚之首，是出于他的好友著名地理学家张穆的建议，这在体例上虽然不伦不类，但在名分上却保留了尊王大义，把天下观的尾巴带到世界观里来了，使皇朝舆地出现在世界地理中，依然被端拱。

　　但“中国”之于瀛环，已非居天下之中、八方来朝的那个天朝帝国，而是据亚细亚东南、为亚细亚疆域最大的主权中国。徐继畬已经明确，主权国家的合法性，是以“地理为经，历史为纬”来确立其主权范围的，而非据一国的政治理想和文化抱负来说的。

　　没有材料表明，徐氏了解并研究过国际法，但《瀛环志略》一书对世界各国的叙述，其言有据，分寸得体，似与国际法相契，以至于中国传统政治“王土、王臣”那一套，几乎就被他省略了。

　　作者为学者伉俪，合著《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清的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