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人成本高”

　　□ 胡 蓉

　　据媒体报道，近年来，做好事被嘲笑或被怀疑动机的事件时有发生。这极大地增加了行善者的心理成本，也让不少人担心：当今社会是否缺乏做好人好事的环境？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对7804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6.1%的人坦言现在社会做好人好事的环境差，其中39.1%的人认为非常差。 调查中，77.9%受访者痛感在当下社会做好人的成本高。

　　做好人的成本究竟高在哪？

　　贾志勇：“八成受访者痛感社会上做好人的成本高”，照见的其实是一种生存焦虑。试想，当住房、教育、医疗、燃油、食品等物价一路高企，生存成本普遍抬高时，任何领域的成本都会随之抬高。比如跌倒老人不敢扶现象，绕不开高额医疗费用的因素，老人及其家庭担不起，扶老人的当事人也同样担不起。这谁都担不起的医疗费用，才是引起诉讼和人们不敢做好事的根源。

　　反过来，公众高成本的生存状况，也是激化基层民事、民间矛盾的祸根。生存成本高，大多数普通人拥有的可支配资源就相对稀少；资源越稀少，越让人加倍重视自我保护。这直接导致人际关系紧张，稍有摩擦，哪怕是不起眼的小事件，也会引发不该发生的纠纷甚至灾难。所以，降低做好人的成本，关键在于社会切实改善民生，有效提高人们的幸福生活指数。这是减少社会诉讼，去除人们后顾之忧的关键。

　　“好人难做”实与社会转型有关

　　陈一舟：“好人难做”不是一个道德命题，而是折射出了愈演愈烈的社会信任危机。不过，这终归是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短暂阵痛和必要的成长代价，不必过度渲染。“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这是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口中的陌生人社会。在渐行渐近的陌生人社会中，我们都保持了几分“警惕”，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非是人心的冷漠，而是自我保护的本能。

　　因此，解读“好人难做”的社会阵痛，真正需要反思的其实并不是道德的退化。陌生人社会里，除了法律的监控之外，需要公民契约理性来维持与他人和社会的交往，但我们的契约精神都还远远未准备好；另一方面，贫富差距加大、公共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公共福利水平与公共需求还有较大距离，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也是催生社会阵痛的重要因素。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大步踏入陌生人社会，相应的社会诚信体系、确保陌生人社会良性运行的更高层级的社会管理与保障体系，也应该与之“同步更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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